四属户的苦与乐

安徽怀宁 王文耕

“四属户”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一个新词语，四属指的是干部、职工、教师、军人这四种人员的家属，由这四类人员的家属组成的家庭称之为“四属户”。四属户中以女方为户主，带着儿女在农村生活，像现在的留守家庭一样，青壮年男性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儿童留在家中，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个词语已经成了历史。

四属户都生活在农村，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家里有人吃国家粮，拿工资，比起纯农民家庭来，一般条件比较好，往往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不免产生些许嫉妒。但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工分少，在生产队靠工分称粮的年头，每年超支，须向队上如数交纳“口粮钱”，这是四属户的短板，有时也会遭到村里人的冷眼，甚至因此而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那“瓜菜半年粮”的年代，四属户真是吃尽了苦头，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女人和孩子。

我家就是一个标准的四属户，有苦有乐，有笑有泪。我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前的高中生，解放初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初，他背井离乡毅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安庆商校培训三个月后，就奔赴建设祖国的第一线，工作的第一站是芜湖，在百货公司担任会计。刚工作不久，祖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干部南北大调动，有许多南方的干部受不了北方的苦寒，离职回家，可我的父亲在大雪纷飞中扛着行李开往淮北，一年后调回省城，由气象学校到省气象局，一直干财务工作，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一九八七年退休。几十年的夫妻分居，几十年的单身生涯，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落下了满身疾病，退休后不到五年就离开了我们，长眠在他一生所眷顾的家乡的土地上。这里面的苦辛我虽知之不多，但他的单位给他的评价却非同凡响，“两袖清风理财，一身正气从政”，这是我父亲追悼会上省局送的挽联，这可以说是我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我的父亲，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气象事业，他把整个身心献给了省气象部门的财务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从三反五反到文革十年，经历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从办公室会计到计财处成立，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一路走来，勤勉谨慎，虽到退休前才入党(因“三青团”问题所致)，但他常以同事送他的“老抠”自诩;虽当了一辈子的“马前卒”，但他常以满箱的证书自豪!这是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的父亲，终年在外为工作奔走而做出的奉献，而在他身后的妻儿老小又是怎样一部辛酸而艰难的故事呢?的确鲜为人知，我从记事时起，见证了这一切，我认为在我的家庭中真正能称得上“顶梁柱”的，那应该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这个四属户的户主，她所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她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事务，远远超过了我的父亲。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从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从吃大锅饭到责任田到户，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女人，丈夫不在身边，家庭缺少男劳力，她要承担起这一切是多么不易啊，出外是一个劳力，入内是一名主妇，里里外外一把手，风里雨里不停留。曾记得母亲说过，全民炼钢时，她与村里男劳力一起锯“窑柴”烧炭，寒冬腊月，天寒地冻，锯屑与雪花纷飞，汗水与雪水交织，甚至彻夜奋战，真是苦不堪言;兴修水利时，她被派往观音洞水库，泥里水里，肩挑手提，那时全靠自己的双手，凭着镢头畚箕这些原始工具，如愚公移山一样，人们干劲冲天，工地上红旗飘扬，劳动的号声嘹亮，那战天斗地的气势与人山人海的场景令人震撼，真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呀!母亲就像是一名女汉子，在那热火朝天的水库工地上餐风露宿、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天。过度的劳累，超负荷运转，对一个女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摧残，我的母亲十五年不孕不育，到三十六岁时才生下我。每当母亲忆起这些往事时，我的心情异样的沉重，我深深地感到那个时代农村农民的艰辛。

农村、农民、农业是我们国家倍加关注的三农问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三农涉及到国计民生，农民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国家从一穷二白中走来，我们的农民从贫瘠的土地上崛起，联产承包唤醒了乡村，改革开放获得了新生，脱贫致富迎来了巨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乡村，成长在黄土地上，目睹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激情岁月，经历了学工学农挣工分的历史考验。同时我又是一名国家干部的后代，我的身上体现着城乡结合的双重色彩，我曾经是城里的“土老鳖”，乡下的“幸运儿”，对四属户的孩子来说，那时尚的海魂衫，那精巧的小水枪，无疑是他们生活的亮点，令许多小伙伴眼羡不已，但与城里的孩子比起来，又是自惭形秽，有着天壤之别。在那城乡差别较大的年代，乡下人进城受歧视是常有的事，曾记得那是十岁左右吧，我读小学时的暑假，随母亲一道到合肥玩几天，我天生好动顽皮，一个人跑到停在院里的汽车上去玩，因为这个车子到我家去过，开车的师傅我也熟悉，所以就大着胆子爬进驾驶室里，正坐在沙发椅子上得意之时，有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过来了，他俩趾高气扬，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车门：“哪来的野孩子，下来!”说吧就扯我的衣服，这是蔡叔叔的车，我才不怕他呢，我居高临下一脚把他踹得个仰面朝天，后面的一个接着上，我照着他的脸上就是一拳，正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我的父亲赶来了，拧着我的耳朵回了宿舍，母亲还替我鸣不平，父亲却给别人道了歉，从此以后，我就厌恶那些歧视乡下人的小市民。说实话四属户的“乐”就在于合家团聚之时，然而那毕竟是短暂的，聚少离多呀，我非常向往城里的生活，但出于无奈，更多的时光还是生活在乡村。

与城里比起来，乡下的生活是清苦的。我的母亲常年坚守在农村，肩负着扶老携幼的使命，用自己辛勤的劳作支撑着捉襟见肘的家庭。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母亲是家里唯一能挣工分的人，父亲的微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开销，共产风、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中，祖父母先后离世，农村的现状令人担忧，甚至不堪回首。我的出生给这个沉闷的家庭带来了活力，尤其是我的母亲经历了十多年的苦苦煎熬，在人们的冷嘲热讽中，终于喜从天降，盼来了希望，从“无后为大”的世俗中解脱出来，父母中年得子，欢天喜地。但抚养孩子的任务更为艰巨，家里没有老人帮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去世)，父亲又工作在外，全靠母亲独立支持，生活的艰难、家庭的重负可想而知。我被母亲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口中怕化了，然而我这个“老年儿”似乎有意与母亲作对，越是她不会侍弄孩子越是隔三岔五地请医生，每当此时，她都急得团团转，可以说我的成长史就是母亲担惊受怕的历史。记得十一岁那年，我出麻疹高烧不退，据说这是当年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道关，母亲高度重视，七十多岁的大母舅也特地在床头陪伴，父亲从省城带来了特效药，小黑点出来了，密密麻麻遍布全身，据说这小黑点就是隐藏在肺部的一种毒素，排出体外就没事了，麻疹出来了，烧退了，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母亲那悬在嗓子眼上的心终于落了地。孩子生病是父母最头疼的事情，当年的生活条件有限，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头痛发热是常有的事，母亲为此担心多少、付出多少……我都一一铭记在心，在那医疗条件有限的乡村，作为一名四属户的母亲是多么不容易呀!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里用在描述四属户夫妻生活上，真是恰如其分。那时没有网络视频、电话手机，甚至连电都没有通，唯有集镇上的邮局能“鸿雁寄深情”。我的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父亲来信了只好请人念，回信时必须请人写，虽都是些家常话，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这里却寄托着双方深深地思念与牵挂，每当邮递员送来书信时，她是那样的喜出望外，她是那样的迫不及待;每当请人写回信时，她是那样的千叮咛万嘱咐，她是那样的唯恐遗漏了什么，真是朴实中见真情啊!我的父亲工作繁忙，每年一次探亲假只有二十天，到期必须回去上班，有时还要提前，但比起“金风玉露一相逢”来强多了，这牛郎织女的生活持续了三十多年，母亲把她整个身心都扑在培养孩子和家庭事务上，她虽然目不识丁，但对我的读书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逃学缺课;她勤劳能干，朴实善良，煤油灯下，常常哼着小调纳着鞋底飞针走线，夜阑人静时，嗡嗡的纺车声往往把我从梦中惊醒。如果我是她的希望与理想，那么我的父亲就是她心中的支柱与骄傲。母亲对父亲的挚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是一九六七年吧，合肥市“好派”与“屁派”爆发“武斗”，母亲撇下不到五岁的我，居然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首次问到父亲单位，硬是把父亲拽回了家，家里的叔伯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事态平息后，父亲才回到单位，同生死共患难，堪称我们的表率。几十年守候相望，几十年痴心不改，几十年鹊桥飞渡，见证了四属户的情感世界，他们在共同理想中守候，他们在充满希望中奋斗，相濡以沫，无怨无悔，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在彼此牵挂中演绎着两地分居的故事。

我的母亲深明大义，是父亲得力的贤内助。为了父亲安心工作，她是报喜不报忧，家里的事情都是自己扛，从不给父亲添堵;为了照顾家庭，她曾多次放弃进城的机会，宁愿带着孩子在乡村坚守。我的母亲为人仗义，精明能干，生产队出工，她从不拈轻怕重，队长派活，她从不讨价还价;我的母亲朴实善良，待人真诚，她从不偷奸耍滑，深受街坊邻居的称赞;我的母亲热情大度，处事得体，虽称不上十全十美，但比起一般妇女来是要看得远些，见识广些，这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

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只是我国千千万万个四属户中的一个缩影，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情感，她们的苦乐生涯，她们的悲欢离合，展现了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她们身上凸现出来的精神和品质，正体现了我国亿万劳动妇女的巾帼风采!她们是祖国建设的功臣，她们在千辛万苦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她们在新中国建设的征途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属户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大潮淹没了四属户，市场经济淘汰了四属户，四属户已作为祖国农村的一批特殊群体载人史册，她们的功绩，她们的奉献，将永远镌刻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

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家庭的变化能折射出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们从四属户的苦与乐中体验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朋友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们的生命在追梦复兴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