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带头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原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杜厚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24日2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杜厚文，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杜厚文同志信仰坚定，忠诚于党；热爱教育，心系学生；立德树人，桃李芬芳；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为人正直，两袖清风。杜厚文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科建设拼搏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建设呕心沥血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经济学界、高等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杜厚文同志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并激励我们沿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不断探索和前行！

微信公众号特转发杜厚文教授《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一文，以表哀思。

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

杜厚文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长达50年的冷战和动荡。但世界经济仍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18世纪，全球GDP每年平均增长只有l％，19世纪达到2％，20世纪则为3％。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更加空前繁荣，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进步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但世界经济发展仍然不能摆脱经济规律的支配

从历史上看，近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快与慢，根本上取决于各国技术进步的快与慢。那些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国家，必定首先都是在技术上崛起的国家，它们能够充分和迅速地利用新技术，大规模改造国民经济生产基础，获得经济发展的新手段，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那些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或保持优势地位的国家，常常是在持续的科技进步过程中频频领先的国家；反之，那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落后的国家，无不都是在科技进步竞争中落伍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下半期后来居上，并从20世纪起，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就是因为它紧紧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造就了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后又始终走在科技进步的前列。可以说，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科技进步的差距。

本世纪前50年将是科学技术空前迅速发展的新阶段。科学家预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发展日趋快速化、综合化、深入化和广度化，将推动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知识发展新阶段。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大大加强信息创造、传递、储存和处理等过程的能力和效率，使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并成为21世纪初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核心。21世纪的前50年，人类将在电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材料、纳米技术等方面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并将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从而使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家还预测，未来50年人类创造的生产力将有可能超过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空前迅猛发展的世纪，是创新发明成果累累的新世纪。

高新科技突破的影响，往往不仅是停留在个别行业和领域，而是将改变各个行业和领域的面貌，从而推进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方式的转变，带动经济增长。科技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和领域的日益广泛，使各国的高科技发展也日趋综合化。一种最为乐观的估计是，根据经济长波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技术革命，会有30年左右的生命周期，使世界经济在2020年之前有可能保持快速增长。局部性的波动和危机难以避免，但不大可能出现全球性的剧烈波动和危机。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第一，科学技术进步可以为人类造福，但它同样可以被一些人、组织甚至国家用于摧毁人类文明进步的武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不久前发生的恐怖事件都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防止滥用科学及其研究成果，已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二，科学技术进步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科技作为一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生产力不能不受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影响，当它广泛应用于社会活动中时，还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了10年之久的繁荣，但同样是高科技产业和新经济神话的破灭，使美国经济从而也使世界经济进入了衰退之路。现在再没有人高谈阔论“新经济是无周期经济”、“新经济是无危机经济”、“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经济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了”等等。第三，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经济革命等概念，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要研究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管道和机制，仅有科技的创新，没有制度的创新，科技成果只能束之高阁，无用武之地。科技创新是无止境的，制度创新同样是无止境的。第四，科学技术是人创造的，人是经过社会和学校培养的，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学校和社会培养人才的模式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一成不变的教育观念、方法、内容是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的人才的。因此，教育制度、用人制度的改革十分紧迫，必须尽快提到议事日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反全球化的趋势也同样不可忽视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过程，它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由世界各经济体参与制定和认同全球经济活动游戏规则，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不断重新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达到了密切融合、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强，造成这种趋势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并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的现代化，又为实现这种要求提供了条件和客观可能性；跨国公司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实力及优势在世界各地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则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力量。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表的《关于2000年世界投资、跨国公司并购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全世界已有6．3万家跨国公司，它们的子公司达4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1999年的销售额从1980年的3万亿美元，增加到14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贸易额的两倍。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超过世界总产值的1／3，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8650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额的90％左右。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经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它的活动越来越呈现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决策全球化的特点，它将资本、技术和管理合成一体，推广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跃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可能促进国际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增进人类的福利，又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6，而其收入却占全球的80％，63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的60％，而其收入只占6％。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第一，发达国家拥有资金、人才、技术的绝对优势，他们在世界资源的配置中凭借这些优势使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市场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新的技术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贫富差距进入了21世纪。第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经济生活规则制度的趋同、认同的过程，而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是操纵在发达国家手里的，这些规则大多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和要求，却较少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及要求，发展中国家作为这些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处于不利地位，贸易条件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第三，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形成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心和外围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第四，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仅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日趋边缘化，发达国家中一些阶层同样处于受损地位，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其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l．7％的财富。正是因为这样，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仅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一些人也同样卷入其中。由此可见，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决不意味着它是一帆风顺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考虑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至关重要。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迅猛发展，但集团之间的关系仍需调整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区域性组织在生产关系方面对这一发展过程做出的相应调整，并对这一发展过程提供制度性的安排。

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突破了仅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间形成的传统作法，出现了由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并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新趋势。21世纪初，跨区域、洲际间的区域经济组织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将不断扩大。欧元将在欧盟中的欧元国（11个国家）中流通，11国将建成经济货币联盟。到2015年，欧盟可能建成包括30个国家在内的巨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美洲，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于1992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可能于2015年扩大到由更多的中美洲、南美洲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现已发展为包括21个成员的合作组织。2020年它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准共同市场”的组织，在本世纪将最终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个区域集团。

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估计21世纪前10年，区域集团化将有更大的发展。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第一，区域集团化发展可增强区内经济合作，加快和增强区域内经济实力；第二，区内货币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如欧元，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与美元抗衡；第三，区内政治、外交一个声音说话，能代表和维护区内集团和国家的利益。鉴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更多地是维护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面临机遇和挑战，唯一的办法是如何适应它，加快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争取制定全球公平、公正、无歧视性的经济秩序和公开、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同时更重视区域经济的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逐步适应和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有效办法。

区域化、集团化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各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组织的集团化发展也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分工，促进区域生产的一体化进程，进而推动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将继续推动冷战以后逐步形成的北美、欧盟、东亚经济圈进一步向世界多极化经济格局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生产要素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障碍，就这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一致的。但要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有待于世界各国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接近。显然，要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目标，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往往是地理上互相接近，经济、政治、文化上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联合的过程，以更快的速度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取得某种妥协，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加快，势必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各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致力于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

然而，所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都同时具有开放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就排他性而言，会使贸易保护主义、不平等竞争强化，从而引起集团之间的摩擦和斗争，因此，如何协调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集团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四、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意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传统发展观的核心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环境和资源和人口问题未能引起特别注意。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加、资源（水、能源、土地等）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未来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在《千年报告》中指出：“半个世纪多前，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时代，没有人想到，当代给予后代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未来会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市场化、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示范”、“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如世界上的缺水危机日益严重，随着全球人口的膨胀，水资源的匮乏将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大规模人口迁移，甚至武装冲突。迄今已有10亿多人无法饮用安全的饮用水，21亿人没有安全的排污设施，他们几乎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0亿增加到100亿以上，人口的增加要求全球粮食供应在未来35年内翻一番。但农学家警告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全球脆弱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水资源短缺和土壤退化的威胁。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口营养不良，每年损失250亿吨的地面表土，近3／4的海洋鱼存量被过度捕捞。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全球GDP的5％或更多。如果全世界不向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的话，这一数字将会更快地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必须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不仅要体现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上，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和原则。它要求各国改变以往对经济发展结构的评价标准，冲破传统的决策方式，重新审视发展制约和发展条件，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把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和提高人的发展能力作为人类谋求发展的最终目标。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合理化与规模效益的同时，为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了全球性合作的可能。而另一方面，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左右经济发展的能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在充分利用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同时，还会把污染严重、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污染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源安全与环境安全已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时间最长，它们对世界资源、环境的破坏应负主要责任，因此，在治理世界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上，发达国家应尽更大的义务。

五、我国的对策

21世纪初，是我国实施“十五”计划和2015年长期规划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发展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阶段。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将面临新的战略性抉择。在全面认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并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基础上，我国应实施以全面创新为核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根本

21世纪初，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在经历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上，开始向科技知识型转变。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科技知识型经济增长方式将更加直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科技和教育的实力、人力资源的优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中由于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生存发展观，因而对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再单纯沿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传统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老思路，将可能造成下列情况：一是原有的转变途径将受到新条件的影响而失去进行下去的意义；二是即使可能转换，但转换完成之日，就是增长方式重新落后之时。为此，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加快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将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特别是进一步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资源合理开发、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21世纪初推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鉴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也需要将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与集约型向科技型的转变有机结合起来。

21世纪初，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否顺利地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任务，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其关键在于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转换和升级。科技革命的“跨跃性”特征曾使世界上许多原本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先进的国家。这使我国有可能利用21世纪初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的机遇，实现新的赶超战略。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既不可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也不能简单重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靠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来提升产业结构的途径，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特点的科技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新路子。

（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进本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21世纪初，为更好地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我国有必要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指导下，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一是在充分遵守国际准则和各种双边、多边协议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保持有充分的发言权；二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多地参与区域经贸、投资的多种合作，特别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协作，争取更多的有利环境条件和发展空间，扩大影响，提高国际地位。

21世纪初，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加入WTO的需要，并按照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国际规则，我国将进一步扩展产业开放的领域和业务范围，无论是竞争性部门还是垄断性部门或基础设施部门都可以对外开放。这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深层次的联系，大大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程度。但同时，由于国际经济发展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和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以及我国国内经济的相对落后与体制体系的不适应，将使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大开放的同时，又将极易受到金融、产业、经济、技术及体制体系等各种风险的干扰。因此，既要利用开放发展自己，又要防范开放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更需要把握开放进程，加强在开放中保护自己的手段和措施。

在开放的进程上，要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积极做好加大开放的各项准备，使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能更好地促进金融改革、投资改革及企业改革，并与改革的进程和体制、制度建设提供的条件和能力相一致。充分利用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过渡期，减少开放的成本和风险，保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强风险防范体系和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监管、建立和完善经济预警系统、决策体系和应急处理体系，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加快制度创新和改革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更加不可逆转，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加入WTO，实际上就是承诺要按国际规则办事，而目前我国尚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适时调整和健全法律和法规，加快体制改革，使之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

在当前，要重点抓好与WTO规则明显不一致，不利于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现有涉外经济法则和部门规章的清理、修订工作；另一方面加快尚处于法律空白领域的涉外经济法规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有关商品进出口、外贸代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技术进出口、原产地管理、劳务合作、海外投资、对外援助、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我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建立在法律约束的框架之内。

（四）立足自身，抓住机遇，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可能采取那些小国所采取的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政策，内需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有效降低外来风险的根本方法。二战结束以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重视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些根本因素，如高投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良好的管理等；二是重视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自己特点的经济政策。设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按一种模式实现经济起飞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要对贸易自由化期望过高。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共性，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而且更要重视个性，将共性融于个性之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因此，从长远看，扩大内需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即在我们强调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扩大内需。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1年第6期，注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