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告白：读了赵泽华充满同情、充满焦灼的文章，我们坐不住了。19岁，花一样的年龄。19岁的女孩东梅梅却因病魔的残酷折磨而濒临死亡的边缘，况且，她又是那样地热爱生活，那样地渴望创造，那样地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我们立即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将焦灼不安的目光投向了北国的那个女孩。很幸运，绝望中的东梅梅不但收到了赵泽华姐姐的信和相片，而且意外地收到《中国青年》杂志热情洋溢的信。病榻中的东梅梅好激动好激动，她病残的身躯再次点燃起生活的希望。于是，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约，东梅梅极其艰难地讲述着这些年来她渴望生活、同疾病抗争的艰难历程——

197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3岁那年爸爸因公殉职，我有一姐一弟，姐姐同我都是重残。

我从来没有上过学。家里没钱买轮椅，妈妈又无力背送我上学。尽管我很渴望能上学读书，但可恨的病魔却告诉我：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我同别的孩子不一样……

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总是有着同别人不一样的心境，我很快就理解了这一切。我不再悲哀痛苦失望，我开始默默自学。

妈妈教我汉语拼音，我照着弟弟学过的书本读书认字，还自己锻炼着画画儿。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画出的东西全是凭着想像，没有艺术和欣赏性，可我却高兴快乐，因为它毕竟象征着大自然，象征着生命，象征着人群——我是多么向往窗外的世界呀！

绘画就像我梦的翅膀，载着我爱的神灵撞击生命的浪花。而我的心却属于诗神，每每捧起书，我总是全身心投入，忘记时间忘记身外的世界。我太渴望知识了，凡身边能拿到的书我都要读，就连一张废纸页也要看一看。记得有一次，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姨给我借来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好激动，打着手电筒连夜捧读。厚厚的小说读完时，我的眼睛已经累得看不见东西了。手电筒的光太暗，是收音机用过的电池。至今我的视力还没有恢复好。

1993年17岁那年，我用一年时间创作了一部4万字的中篇小说，我把它寄给了北京《三月风》杂志的文学编辑赵泽华姐姐。事后证明那部作品是失败了，我好伤心！要知道，那是我在弟弟用过的学生资料纸背面写成的，我的手都磨出了血泡。我不是觉得我学习的条件有多艰苦，我只是恨自己好笨！别人能学出成绩，而我却拼搏不出价值，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我何时能自食其力？

想着重残的姐姐、上中学的弟弟、多病的妈妈，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我想结束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赵泽华姐姐写信劝我再试一试。她跟我谈理想，谈我的命运，还给我寄来一本吴强哥哥的诗集《我的生日没有烛光》。感受着她那温柔的话语，读着吴强哥哥搏击命运的的事迹，我哭了。我好像是猛然一下从梦中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死亡是一种逃避，于情于理于生活都是一种逃避，我不能做一个懦弱者。比起吴强哥哥、海迪姐姐，比起那些抗击命运创造生活的生命强者，我真的脸红，我无地自容。

我将18岁生日那天夜里写好的遗书寄给赵泽华姐姐，求她替我烧毁，以示我要活下去的决心。此后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里，我都在刻苦学习、踏实写作，努力不让痛苦和自卑压抑住我的心，也努力向生活展现着我生命的微笑和美丽。终于，我有两篇散文被报刊采用了，我好激动！当捧着那25元钱的稿酬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滚滚而下。再试一试，试试过后也许会失败，也更可能是成功！赵泽华姐姐，谢谢您！是您使我抓住了试的机会——第二次生命！

我知道我的文化底子还很薄，拼搏文学的高峰还得从头学起。我又重新拟定了学习计划表，想从19岁开始扎实地加深自己的知识，多读多写多创作，一方面充实生命，一方面实现理想。

可是，我又突然患上了格林巴力综合症，双手和双腿都失去了知觉，喉咙也吞咽不下东西，我再也不能写字、画画、看书了，我变成了一个只会躺着喘气的废物。

妈妈为给我治病四处奔波、求助，亲人们献出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可是面对我逐渐加剧的病情依然无能为力，他们付不起那昂贵的药费。

我一下变得好绝望、痛苦，我不愿拖累亲人，不愿看见妈妈流泪，我已经欠他们太多太多了，今生今世已经还不清，此时此刻我怎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伤心痛苦？

我又想到了死亡，想让亲人们解脱。可是我却去意彷徨，我才19岁，生活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时光还有好长好长，我还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还有很多梦想留在计划之中，我怎能撒手而去，怎能舍得下我的妈妈、姐姐和弟弟？怎能舍得下那么多我爱和爱我的亲人？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假如生活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竭尽全力去改写我的人生！

1995年4月9日于病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