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今年中国的宣传主题是“心理健康 社会和谐 我行动”。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医师和健康教育专家，如何去更好地行动？30年来与精神医学医生一直有着良好的专业互动关系的我，从向老一辈的已故著名精神医学专家龚耀先等教授的请益，到与当代著名的精神医学专家张亚林教授、师建国教授、曹玉萍教授等的交流，以及最为密切互动的祝家胜教授，从他们身上不仅领略到了中国精神医学医生的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同时也通过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专业医生眼中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医疗康复机构的想象和憧憬。

关于专业医生眼中的精神病人与精神病医院，今天同祝家胜教授微信和电话聊了很久。如果说一般临床医生主要用生物医学来处理就诊者，进行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功能康复治疗，而精神医学专业医生（含心理医生）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他们更多是运用社会医学-心理医学-生物医学三维模式来看待就诊者、处理就诊者的病情，除了必要的药物治疗、特殊生物治疗之外，而是对患者和家庭成员进行大量的心理治疗和社会医学服务与管理。

理解专业医生眼中的精神病人与精神病医院，离不开社会医学这个视角。社会医学医生似乎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普遍可接受的专业名词，但笔者认为，对于心理健康与社会和谐的关联来说，社会医学医生可谓正当其时。几十年前个人就把社会医学实践与研究认定为主要的专业方向。

从社会医学专业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精神病患者其实是某些人由于丧失了某种社会功能或退出了某种个人、家庭或所属单位原先对他们认可的社会角色，从而让他们被自己、或者家族、或者单位自觉或不自觉地贴上了“精神病病人”的标签。一般而言，即使经过专业医疗机构明确的诊断，精神病患者仍然具有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行为，而不只是一种精神病患者的角色行为。

正如祝家胜教授所言，精神病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难以恢复的慢性病人，不少人几乎失去了常人生活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被歧视或凌辱。相当一部分精神病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后就没有家人或亲人管了，长年关在医院封闭住院，从医疗、护理到日常生活等都由医院工作人员负责，失去自由，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自愿住院，几乎没有公平可言。

在笔者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中，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其实不少的精神病人也很伟大，他们心中充满良知，也很有自知之明，只是像患者躯体疾病一样有时无法自控。有一位前来咨询的精神病患者曾对笔者说，其实他自己也不愿意犯病，但当犯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无法自控，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希望家人或亲人不要进一步激惹。也有一些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如果能将其偏执引导到对社会有意义与价值的行为上，他们甚至能成为某些方面受人钦佩的专家。

在精神病患者众多的个人与社会行为中，究竟要定义为“精神病患者”角色还是定义他们的其他社会角色是值得当今社会的深思与反思的。从社会医学角度，可以通过对精神病患者分类来更全面地了解与认知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患者的分类

显性与非显性区分

按社会觉察程度，精神病患者可分为显性精神病患者和非显性精神病患者。

显性精神病患者又可按患者是否自我认知（认同）分为自我认同的精神病患者和不自我认同的精神病患者，前者如神经症，后者如精神分裂症患病初期。在不认同的精神病患者中一部分的确患者有精神疾病，也有一些属于被强制诊断为精神病的，而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对于被误诊或被陷害的所谓精神病患者，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身心摧残，也反应局部社会中的某些丑恶与不公的现象。

非显性精神病患者，其实也可以分为二类，一类融入在正常健康人群之中，他们虽然不被社会歧视，但由于患有精神性疾病，表现出一些不合乎社会期望的行为，而导致个人心理痛苦、家庭关系被干扰、社会人际关系损害，而使其被认为人格、道德或人际关系存在问题，并未当着精神疾病来关注与照顾，反而用一种对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从而让他们滑向更加悲剧的深渊；非显性精神疾病的另一类人混杂于生物性疾病患者之中，常年服用药物、接受生物医学治疗，不仅仅不能真正消除疾病，而且浪费巨大的社会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