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VIN, B. (2023). “This Hearing Should Be Flipped”: Democratic Spectatorship, Social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Demagogic Cando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17(1), 153-167. doi:10.1017/S0003055422000508

本文作者 BorisLitvin

在2019年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时，前《每日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力促国会续期9/11受害者赔偿基金。在斯图尔特的演讲中，他认为国会似乎是一种特别善变的代理人：既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却常常在公众要求纠正不公正时缺席，因此他呼吁公众与国会联系的关键性的舞台——听证会——应该颠倒过来：“这些男人和女人应该站在听证会上，国会应该站在这里回答他们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久，以及为什么无论他们得到什么，总是有所牵制。”

《每日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又被网友称囧叔或囧司徒

斯图尔特的呼吁体现了一种对政治生活中似乎越来越加固的区别的焦虑感，那就是那些表现为个体化、可观察到的且身处机构地位的行动者与其他所有参与政治的人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参与主要局限于旁观。尽管听证会表面上是一个审议性的场合，但它凸显了这种区别。当那些通常被边缘化的人出现在国会并提出要求时，他们与权力者接触的能力仍然感觉是预设好的。如果国会议员们在采取倾听的姿态前，已经预先确定哪些言论是真正会被看到和听到的，那么受委屈的公民就只能是不恰当地发表意见的旁观者。

斯图尔特的演讲还提到了政客们空洞的推特，指出新的沟通形式进一步模糊了不同政治参与者的区别，社交媒体的表面即时性赋予掌权者新的方法来边缘化旁观者。当然，斯图尔特并非唯一担心这个问题的人。过去十年来，人们对社交媒体对观众的转变越来越担忧。除了担心旁观者只是旁观者之外，人们还担忧当前授予观众的一系列新功能——“点赞”、分享或修改公共发言——是否让人们陷入了活跃参与政治的幻觉中，实际上却使人们进一步远离集体行动。

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即尽管社交媒体时代民众可以采取的行动可能越来越多，但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失去权力，并提出根据这个问题重新构思民主代理的概念。

一、视觉民主（Ocular democracy）及其挑战

当前，民主理论开始越来越关注观察民众在民主生活中的地位，不论是多元主义、审议主义还是参与主义，都以人民自治自决作为理想推进。然而，它们将这一理想立足于人民在立法和决策中积极参与的前提之上，而普通公民实际上在这些互动中大部分是被排斥在外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化掩盖了一个日常实践，即公民参与的“非发声”活动，也就是观察活动。鉴于这一批评，视觉政治则倾向于将人民首先作为观众群体来进行概念化。

如何在没有发声的情况下理论化权力？在这里，视觉模型通过将观众拥有的与权力相关的独特关系作为前提来纠正上述主张。格林认为，只有在将民众的观众活动视为政治行动的必要条件时，民众才具备这能力。也就是说，政治行动如果没有观众，就不会引起关注。这一观察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将观众活动现象学上与行动区分开来，观众的观看过程相比于发声过程更具有社群性，并由此为人民集体概念提供更恰当的基础。因此，观众的存在与否几乎成为民主生活的显而易见的标准：如果领导人不能通过管理他们的公共互动来控制他们的形象，就可以说人民被赋予权力。这一相对容易测量的标准被称为坦诚度，它使“领导者”的构成功能得到实体化。在总统辩论和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坦诚度将得到有效的规范化，因为参与者没有准备好的剧本，它们主要通过让参与者进行坦诚的对话，使政治生活“值得被观看”。

将视觉政治模型与斯图尔特的演讲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一方面，斯图尔特对他的证词落空感到失望，这是格林所指出的“病态”，即公民的赋权主要对应于发声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斯图尔特还断言听证会“应该被颠倒过来”——将这些特定的公众成员处于另一种的位置，可以使听证会不再一成不变，更具有意义。换句话说，斯图尔特不仅试图剥夺国会成员的公开手段，还找到了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能够对这个立法过程进行探究、提出正确的问题并且真诚地这么做。的确，斯图尔特像格林一样要求坦诚。但他的主张与众不同，因为他从关于特定观察代理人能够抵抗观众/行动者区别的给定条件的规范实证核算中推导出这一要求：当委员会浪费了倾听的机会时，这些特定人员不会，正是他们对坦诚的特殊要求使他们希望将以往缺席的观众群体作为他们注视的对象——同时，将委员会“放在那里”，迫使其回答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斯图尔特对坦诚的要求暗示了格林的论述所忽略的问题：那些边缘化于行动的人如何成为一个能够引导视线并见证所遇情境的观众身体。当然，斯图尔特并未提出一种关于观众身份的理论。但他的批评揭示了坦诚理念中一个重要的疏忽：它掩盖了“对象”如何捕获——或者说吸引——观众关注的方式。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述行动者仅在进行中的发声互动“唤起”观众“接受”特定要求的情况下，才被剥夺对公开手段的控制权——在本文中即是坦诚表演的构成性表现。

二、构建坦诚：真诚（sincerity）的问题

为了理解上述观众机构中存在的差距，首先需要重新评估上述坦诚概念的交流互动。在将这个概念定义为“更可信赖”的状态前，不能忽视的是虽然真诚同样是可以被培养和实践的，这一点与愤怒、怀疑或讽刺等被视为明显修辞的表达方式相似，但是真诚将有别于上下文中提及的所有其他修辞风格，真诚规范能够使符合该规范的风格获得合法地位。作为一种通过行为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来实施和实现的规范，真诚的表演维度表明，行为者使用修辞的能力——也就是他们成功“赢得”观众的能力——部分取决于他们能否在现有的交流背景中巧妙地表演，以使他们的表演被认为是真诚的。当前对真诚的批评揭示了其面临的挑战，即真诚要求对那些看起来带有修辞特点的沟通方式进行表演式的排斥，但是这种表演恰好是被认为与真诚相关的公开交流方式所包含的。因此，要以真诚作为标准，就意味着要参与一种本质上没有剧本的交流环境。过度真诚（hypersincerity）则不同，它通过假装自己没有剧本的方式以掩饰自身采用某种特定剧本，以确立合法性地位。

但是，这也揭露出了真诚规范的局限性和潜在危险。例如，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真诚的应用——候选人马可·鲁比奥重复一段说辞，引发了其他对话者的评论，称他只是“背诵了一段30秒的演讲”，而这与他们更真实的对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个例子中，为了将自己呈现为更具自发性、多维性和洞察力，辩论参与者倾向于排斥所有类似剧本的表达方式，以实现传达“真实性”的策略。这种利用真诚将不同政治主张和行动者定性为非法的行为，是通过执行对其他声音的排斥以重新确立掌控权，实际上展现了过度真诚的攻击性倾向。

真诚规范同样是一种煽动性的策略。在修昔底德关于密提利尼争论的记述中，柯里昂试图谴责他的听众对竞争性演讲的无止境欲望，并将自己反对对正义进行审议的演讲标榜为正义。虽然历史上柯里昂失败了，但如果这一煽动性言论能成功，那么它表明听众中已经存在一种面向自我欺骗的倾向，这种欺骗需要听众接受演说家的断言。

真诚规范还提供了特定类型行动者成功的可能性条件，特朗普的崛起便是如此。正如凯瑟琳·霍尔·詹姆逊（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多伦·陶西格（Doron Taussig）所认为的，他将自己的言行框定为对剧本化的持续否定，将频繁出现的虚假陈述、不文明行为和不连贯性作为“他说真心话”的证据，并愿意“打破通常与总统职位相关的精心编写的修辞”的传统。特朗普修辞特征的力量和危险在于它特定的假设，即通过自我主张的大胆修辞可以取代与事实性、文明和连贯性有关的标准，以此挑战交流合法性的准则。

考虑到观众在民主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真诚规范在混淆受众赋权与在这种传播环境下呈现出越来越战略化的行动模式。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将此称为“认同”，即演讲者努力与他们所面对的人建立“共同的感官、概念、形象、想法和态度”。这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以明显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修辞的表现形式，将排外的社会愿景与演员对“政治正确”的拒绝联系起来。

三、社交媒体、模因（meme）与观众认同

为了理解真诚规范和观众认同的关系，首先要理解社交媒体的新秀——模因（meme）。模因在中国一般称为梗，依赖于集体的创作、传播和转化而存在。模因能够让旁观者，通过自己的修改来保持它们的传播，社交媒体的特点在于此类沟通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模因不仅仅是一种以“声音”作为“终点”的沟通方式；相反，模因是一种更广泛流派的一部分，它定位了观众在网络上的身份：通过将特定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是修改过的文本或图像）的消费与观众作为模因传播者身份相关的某些活动（进一步的修改）和态度联系起来。

那么，到底是哪些态度呢？现有研究往往将对不敬幽默的偏爱视为模因循环的主要方面。由于其独特的可修改性，这种沟通方式几乎自然地以玩笑式的再创作，从而激发了对在模因循环中“固定”的内容的讽刺态度。模因循环的鲜明特点便是将任何具有“传统”严肃标记的内容（已知起源、作者、事实参照、稳定意义和“朴素性”）都置于讽刺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像恶搞这样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可读性强，恰恰在于玩笑式修改从先前的智慧和创造力根基解放出来，并渗透到所有互动之中。这种态度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广泛的后果，如观众作为否定的旁观者的交流方式将使用户之间的互动产生固定套路，并且不为场合、话题内容、修改方式所动。

模因传播将会加剧公民权力的流失。因为不敬模因依赖于受众对常见角色的刻板印象，将观众定位为通过参与修改成为“有权威”的内容创造者。通过传播这个模因，观众获得了发声的机会，但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换句话说，这种坦率的表现方式否定了过于“认真”的批评，同时又对边界的强制施加保持过于严肃的姿态。俚语中说：“这只是个笑话”，人们不会以列举抱怨的方式回应一个模因。然而，实际上，“笑话”旨在将坦率理念与严格而具有攻击性的言论管控联系起来。通过将“外部”的批评与正常化相混淆，打造“安全房”，吸引更多人长时间使用、乃至将模因作为唯一的表达方式。

拒绝划定界限的模因也因此提供了关于真诚的常态化如何产生独特的削弱公民权力的解释。这是因为，这种真诚的常态化使观众相互之间否认对宣传手段的控制，模因的不敬限定了观众自身的普遍性倾向，使他们成为仅会对更多不敬的“坦白言论”进行接纳的观众。本质上，这种不敬限制了观众的实践，观众对内容的参与能力随着参与程度的表面增加而减少。特朗普便试图通过将他的真实想法用开玩笑的方法说出让群众接受寻找替罪羊和拒绝事实性、礼貌和连贯性的言论。而实际上，这一风格恰恰来源于模仿其观众实践交际的特点。也就是说，社会媒体中介的民粹主义修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领导者能够扮演成功地模仿他们的观众拒绝的方式，由此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从而模糊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基本区别，进而削弱观众的参与权力。

四、一种观众理论的探讨

本文认为，观众通过与演员建立身份认同来感知表演时，变得失去权力。但这并不表示对视觉政治方法的全面否定，现代政治生活以大规模观看为特征，这暗示了提前写好剧本的互动剥夺了观众的参与。我们并非否认大众赋权必须关注观看的普遍性，而是在其组成实践上提出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视角。按照迪斯奇的说法，这种视角要求将坦率的表演作为沟通语境的产物来进行研究，必须对其条件进行质疑，以理论化视觉政治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注意到，坦率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呼吁一个“坦率的世界”作为证人来证实其抱怨的“事实”。但是，这里的坦率既不是某些演员（如殖民者）声明的，也不是针对其他演员（乔治国王）的主张。相反，宣言的作者们将读者视为一个能够在仅仅消费现有剧本基础上，打破英国殖民统治的集体行动的代理人。由此可见，与视觉民主将坦率视为消除演员的权利相比，这里的坦率用于观众的自我重新定位，以询问自己的实践是否能够摆脱剧本的束缚。

如果真诚规范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必须关注观众如何作为集体行动者团结在一起。汉娜·阿伦特将视觉活动包含在有意义的“事件”中，在对行动能力的描述中，阿伦特将行动定义为完全依赖于他人支持的存在，这是因为行动不仅意味着做一些不计划的事情，而且依赖于“同胞观众”在人类事务中维持组织记忆的可能性。阿伦特将“维系人们之间、人们与世界之间持续关系的某种联系的强度或薄弱程度”定义为权力，她并不认为观众在看到自发行动时会感到“满足”，相反，这种自发行动在没有观众作为集体行动者加入时失去了意义。

这种对集体的需求提出了一种实质上不同的观众赋权理念。与寻找在已经构建的观众面前自发行动的代理人不同，上面的讨论表明，只有当观众在聚集并审视他们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内容时，互动才会具有事件性。而且，只有在积极实践旁观而非将其视为固定主体位置时，这样的集体经验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经验称为坦率的，但前提是这种方法将公众凝视的重塑放置在坦率和观众赋权的交汇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观众（而不是领导者或主张者）在将自己变成旁观者时唤起了坦率的事件性。

总之，对事件性的这种重新概念化区分了那些不太可能陷入机械化坦率的旁观实践。在前面的部分，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将内容的接纳与对不敬的常态化捆绑在一起的用户参与流派。旁观者视频通过将内容的呈现具体质疑旁观者的身份，从而抵制这种陷入。也就是说，它们将观众对内容的接受与对流派形成过程的参与进行了持续的审问。这种努力确实揭示了最近文献中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民主生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既然大众代理涉及集体凝视的产生，那么赋权就是通过这种凝视抵制陷入一般旁观实践的展开互动集合。

五、结论

成为观众的一员总是预示着经历某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如何赋权呢？最近关于观众性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对观众必须转变为个体化的发声者才能成为有意义的代理人的观点的批评。相反，集体凝视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点，但是，作者坚持认为这种凝视会因其持续性而受到损害。观众性在民主生活中的普遍存在不应与其所谓的不可改变性混为一谈。作者对坦率的批评表明了这种混淆的危险性。正是煽动家试图模糊观众们对远离发声行为应有的规范性质询，并将其颠倒为对民主规范的挑战。自称坦诚的演员以此掩盖真实想法，试图在声称代表民众的同时，限制他们的可读性。恶搞文化的案例展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促成一种违背传统代理权概念的无权感体验——即“参与”如何意味着越来越无法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如何在集体中开展以不同的视角观测同一事物的行动是视觉政治赋权的主要挑战。集体中的人们身处于一个共享的环境中，通过识别共同的纠葛，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这一逐渐开展的集体行动的过程的核心不仅仅是它的集体性。正如阿伦特所坚持的，“一个共同的世界只有当每个人从不同的位置看和听的时候才会出现”。换句话说，人们的观察力在其集体多样性和活力的基本可能性上有着不同的规范性。它们不仅仅是多数人的代表，也是对多样性的承诺；他们想要行使一种赋权的凝视，并不只是为了监视，而是努力对监视者进行质询。因此，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看，而是将视觉建构变成一个集体的项目。如同斯图尔特所言，这种对于人民的观察力的要求试图通过将观众——实际上是观察的活动——“置于舞台之上”，从而“颠覆”传统的代理结构。

编辑 | 谢静瑶

审核 |魏依岚

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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