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助力。中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呈现什么特点，应该加强哪些方面？

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创业与产业转型研究中心7日公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2)》(下称“报告”)，从总量结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基础研究费经费专题等角度，对中国研发经费投入、结构和用处等数据进行了梳理和解读。

规模投入要保持

科技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870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

报告撰写者、项目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孙玉涛7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报告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选用数据多为截至目前的最新统计数据(2020年)。

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2.4万亿元。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量接近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6%。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某组织或地区当期生产总值总比例)继续提升，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4%，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创11年来新高。2021和2022年我国研发强度持续提升，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强度跃上2.5%的高度。

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研发投入经费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相当于美国的49%，是日本的2.1倍，德国的2.9倍，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研发经费总和的2.9倍。

对比《中国研发经费2018》中G7研发投入总量数据，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是美国的44%，日本的1.5倍，德国的2倍，是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研发经费总和的1.5倍。可以看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与日本、德国等G7成员国差距进一步拉大，规模领先优势更为明显。但从研发投入强度方面来看，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位于G7中游位置，并进一步接近日本和德国水平。

“目前中国不需要过多去强调这个经费投入结构的问题，因为研发投入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我们以目前的强度一直投下去，未来的结构一定会持续优化。”他解释称，投入强度靠前的国家是持续很多年才有如今的成绩，基础性的投入和技术性的产品一样短期投入就能看到效果、产出，需要持之以恒地稳定投入。我国相比其他国家开始得晚，持续投入年限还较短。

企业投入结构需优化

报告显示，企业、政府以及其他机构是我国研发经费的三大来源。

1995-2020年，企业部门提供的研发经费从300亿增长到1.87万亿，比例从约32%增长到77%。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我国研发经费第二大来源部门，占比呈现下滑态势，2020年占比不足20%。

2000年起，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维持增长态势。报告显示，2020年，企业来源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至1.87万亿元，占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了76.55%。

在全球研发经费前2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华为排名第二，在美国的谷歌之后，阿里巴巴排在第十七位。华为研发支出占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前10名研发支出的72.24%，占中国全部境内上市企业的12.23%。

从领域上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费主要用于内部支出，外部支出经费少。行业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差距悬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支出规模最大，超出排名靠后25个行业内部支出之和。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企业执行基础研究经费不足是中国基础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占比仅为6.52%，同期美国基础研究企业执行比例达32.14%，日本这一数据是47.07%。

“企业的基础研究这一块很低。很多企业还没意识到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性。”孙玉涛告诉记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经的发展过程，“企业在还未到领先水平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学已有的领先技术，但是一旦进入了 ‘无人区 ’，就必去自己去做一些前沿的东西因为没有前人可以学习，比如华为。”

党的二十大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明确部署，企业从“技术创新主体”转变为“科技创新主体”，这一转变也对企业参与科技活动有了更高要求。

就在5日举行的首场“部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党的二十大提出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这使得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角色、使命、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成果应用的主体，才能使企业从源头全过程参与，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都能发挥主体作用。”

基础研究强度还要提升

与往年报告不同的是，今年增加了基础研究专题。2021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指标首次进入五年规划，“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有望达到8%左右。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基础研究投入强度6.03%(2019年数据，2022年为6.3%)，与主要国家比，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均超过20%。英国、美国超过15%，日本、韩国高于10%。

孙玉涛对记者解释，由于国内外统计口径的差别，报告中的基础研究强度数据不能完全对标，“报告里我国6.03%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数据和国外10%、15%强度并不是同一个统计口径，所以完全对标比较也不准确。但抛开数据口径不统一的问题，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比例还是偏低的。”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经费投入的多少，而是要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科学家能不能提出新的问题来，第二是应用基础研究有没有跟目前国家重大需求去结合，除此之外还要看支持自由探索类的基础研究团队能不能稳定地受到支持。

对于接下来基础研究怎么部署，王志刚在近日一场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会围绕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这个主线，把目标导向、市场导向和自由探索这三方面平台都建好。“一是加强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往前看，下一步应该干什么。这是非常难的，这就是从0到1。二是加强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三是加强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真正产业在应用中发现问题，基础上找源头，找答案，找方法。”王志刚在上述国新办发布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