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麦克斯·韦伯1904年撰写《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论文做为其所主编杂志的发刊词。论文首先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截然区分为两种不同领域的活动；然后，在这基础上，它论述经验知识的目的，并提出理想型（Idealtypus）的方法学。韦伯所做的区分具有革命性，他揭露了传统德意志知识阶层的意识型态。他的论文反映出知识阶层及市民阶级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急速工业化过程中陷入危机；同时更自觉地推动传统知识阶层信念——自认为是真理的代言人——的崩解。韦伯在社会力量兴起所呈现出的多元价值中，强调知识活动无法替生活中的人提出价值的应然。他背弃了十九世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相信价值判断出自所谓的客观知识。从这样的基本认知出发，韦伯申述经验知识的目的：它除了协助生活中的个人或团体思考价值判断问题，以及协助他们执行所做的抉择，此外，它主要的功能在于，替生活中的人建立意义的时间脉络。他整合唯心及实证科学的方法，建构理想型的方法学，做为追求这样的经验知识的工具。

关键词：麦克斯·韦伯，价值判断，德国传统知识论

一、前言：关于韦伯的这篇论文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1904年发表《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以下简称《“客观性”》）论文。这篇论文是他替学术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发刊定调的专论。文章中韦伯对文化科学总体的反省与建议，让该文在思想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终结一个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传统，并开启新方向。笔者尝试介绍这篇论文，作为导读。

1903年韦伯的学生雅飞（Edgar Jaffé）从社会主义出版家布劳恩（Heinrich Braun）手中买下其学术刊物《社会立法与统计学文库》（1888-1903）。更改名称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后，以新刊姿态由韦伯，宋巴特（Werner Sombart）以及雅飞本人共同编辑出版。当年韦伯病况逐渐好转，六年以来的精神性疾病─忧郁症─让他无法教学、无法读书写作与接见学界访客。昔日健谈、善饮、工作至深夜的韦伯，由夫人马莉安娜（Mariannne Weber）陪伴，不断地长期在阳光充足的意大利静养。[2]1903年他终于辞掉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职位，完全放弃了教学与大学行政的工作，成为一位自由学者。新的刊物给他学术上驰逞的场域，给与他机会，让他激发讨论，引导整个学界思考社会政策学术问题。韦伯压抑多年的创作力，包括对知识与价值判断两者关系新的看法，也在1904年的《“客观性”》论文中爆发开来。

1903年韦伯先婉拒了自由党友人瑙曼（Friedrich Naumann）邀请他编辑政治杂志，替病后的生涯选择了不走政治的职业道路。《“客观性”》这篇论文可以说是韦伯个人的告白，说明在康复的曙光中，他替未来生命在政治与学术间所做的抉择。这份个人的告白里，有他对十九世纪学术与政治合一传统的反省。他以无比清澈的思维，将学术知识的特质与政治行为所需价值判断，截然区分开来，并且重新定义文化科学的主旨，根本的任务，以及可用的方法。

《“客观性”》这篇论文在韦伯过世后的第二年，由夫人马莉安娜将它与其它文化科学的方法学文章集结成《韦伯方法论文集》于1922年出版。之后，又经温克曼（Johannes Winkelmann）两次考订。笔者使用的是1982年的第五版。使用这个版本，因为它是中文译本所根据的版本。中文版《韦伯方法论文集》译者张旺山将这个版本原书的页码附在中译文之侧。读者可以轻易地根据中文译本找到译文的原出处。或者反过来，将自己对德文原文的了解，参照中文译文做检验。笔者这篇导读所使用及引述的与张旺山所用的是同一版本，目的在方便读者检阅。

张旺山给中译本写了研究性质的导读。他的导读是分段的，他将《韦伯方法论文集》全书章节加以分组，分别给各组文章撰述介绍文。《“客观性”》与《 弁文》以及《文化科学的逻辑》三篇论文合为一组。[3]张旺山在这部份的导言里有两个重点：第一，韦伯各时期方法论文章具有系统性。第二，韦伯1904/1905年的经典历史论述《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他的方法论文章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强调，阅读《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必定要参考他在方法论中揭示的思维方式，才能不曲解该书。我们可以说，张旺山的导言凸显的是：韦伯方法学与他的经典历史研究之间的“思维内在理路”。

韦伯与妻子玛丽安

本文的导读与张旺山的导言有两点不同。首先，笔者不把《“客观性”》文章与韦伯其它方法论文章合并介绍。相反的，笔者把《“客观性”》论文，依韦伯自己做的分段，拆成两个部份，分开介绍。而目下这篇导读（一）焦点在该论文的第一部份。笔者如此做，因为在简短的第一部份里包含着韦伯突破性的信念。这信念是他接下去在第二部份撰写（理想型）Idealtyus方法学的基础。第一部份哲学性的问题需要从它的背景出发，充分地加以介绍。

首先，我们说明一下韦伯如何区分他论文的两个部份。

《“客观性”》论文共六十九页（WL 146-214），分成两个部份。第一部份里（WL 148-161）韦伯开门见山表白他主编《文库》的基本信念：科学知识与价值判断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科学是逻辑思维的活动，它不能跨越界线进入价值判断的领域。它无法评论各别价值的高下，也无法用学术的论述保证一个价值的有效性。知识活动是“不具价值判断的”（werturteilfrei，或译为“价值中立”），因为价值判断是属于信仰的事。第一部份篇幅十四页，较之于第二部份（WL 161-214）五十四页，它相当简短。但是在这里所做的逻辑思维与价值判断两者的区分，是之后第二部份方法论论述的基石，更是他说明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知识“客观性”的出发点。

经验知识既然无关价值判断，它无法提供生活中行动者价值方向，那么追求经验知识为了什么呢？第二部份里，韦伯说明社会科学知识的目的在追求现实世界中现象的文化意义。在这个知识目的定义之下，他提出所有知识出于片面性的观点，也必须由片面性的观点出发，藉由严谨的概念、逻辑、理论的协助，提出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解释出人们生存所需的文化意义。这些对过去世界的历史解释有它的学术上的“客观性”。然而，也更有它主观性：这些解释给予人们的文化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逝。在追求文化意义的需求下，人们会提出新问题、会有新观点。新的世界解释也会再度赋予时间洪流中，人们赖以生存的新的文化意义。历史科学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有新观点新解释注入其中的学术，它是拥有永恒“青春”的学术。这个部份里韦伯首度提出理想型（Idealtypus）的方法学架构。利用这个理论架构为工具，他将观点的片面性与思维的系统性融合而为一，追求“客观性”的知识。

《“客观性”》论文两个部份前后相扣。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哲学基础。在第一部份的世界观之上，韦伯建构第二部份的方法学。目下这篇本文导读的是第一部份。第二部份的内容将以另文介绍。

除了将《“客观性”》论文拆开为两个部份分别介绍，这点与张旺山的导读不同；此外，笔者的导读将采取思想史的取向，尝试从十九世纪德国学术脉络里了解《“客观性”》论文。这点与张旺山以韦伯本身“思维内在理路”的解说也不相同。同时，学术脉络有它时代中社会变迁的背景。这背景也必须要被指出。本文的导读兼采知识社会学的取向。

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第二小节）简述韦伯在《“客观性”》论文里所关怀的知识与价值判断的问题，提出他的论点。其次（第三小节），笔者要说明韦伯所讨论的这些问题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史的大脉络里。在他之前的知识界是以何种态度处理这些问题？接着（第四小节）笔者要指出，韦伯自己充分地意识到《“客观性”》这篇论文在历史脉络里的位置与意义。他自觉地背离了传统。发刊词是他对当时学界的活传统下了“战书”。最后（第五小节）笔者认为韦伯对学术、价值关系的基本信念与十九世纪德国巨大的社会变迁有关。他的论点与对传统的批判，可以放在社会变迁的框架中获得更多了解。

以下我们将介绍《“客观性”》论文的第一个部份。

Weber, Max.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19.1 (1904): 22-87.

二、韦伯论文第一部份的论点：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韦伯绵密的思绪表现在他行文时几乎把每个句子都拉的很长。当他提及一个论点，他会同时用子句附加解释所有可以想到的附加条件，确保论述的精准。他的思绪出自不同角度彼此交叠，构成紧密的论述之网。我们阅读时必须在诸多繁复的论述中掌握贯穿其中的主轴。

第一部份里韦伯说明他主编《文库》杂志的任务。杂志将做什么？不做什么？对抗什么？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作为学术杂志，它的任务在说明经验世界“是如何”（das Seiende，或译为“实然”）？杂志不讨论社会生活中的人或政策“该如何”（das Seinsollende，或译为“应然”）？（WL 148）“是如何” 与“该如何”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区分，是这第一部份的开场白，也是这部份论述的主轴。

环绕着这个主轴问题，他在这部份里以三段式的论述展开说明。第一，人会以逻辑的手段追求目的，会运用理性思考获得知识，打造手段。（WL 149）[1]同时，第二，为了有意义地活着，人（Persönlichkeit）会选择理想价值，这方面的抉择是靠着信仰支撑。（WL 152）一个人的尊严，以至于他生命的意义，都来自于他相信了某个价值。既然生活中的人，都身兼求知与信仰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特质。那么作为一个学术人，该怎么办呢？这两种特质该如何并存？第三，他讨论这个问题提出论点。笔者顺着他这样三段式的思路，来呈现论述的内容。

《文库》杂志是有关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杂志，它讨论知识与政策。韦伯把知识与政策问题回归到人的特质。在第一个段落里，他说：如果人的意识行为离不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那么经验知识的任务就在于检视，在一个特定目的下，所实际采用的手段合适不合适？它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诸多所采取的手段之间，它们彼此有无相互矛盾？在预定的目的下，还有哪些其他可以采用的手段？同时，经验科学也能够说明，追求这个特定目标，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有哪些后果是真正期望的？或不想要的？也就是说追求这个目标的代价会是什么？（WL 149-150）韦伯将这些社会科学与政策相关的经验知识工作定义为“技术性的批判”（technische Kritik, WL 150，或译为“技术层面的批判”）。“技术性的批判”是知识活动，它提供生活中的行动者了解他们的目的，协助他们获得适当的手段，让他们采取合理的行动。至于行动者或决策者在了解了批判的内容之后，要不要选择这个目标，那就不是学术工作的事。那是社会生活中“欲望着的人”（wollende Menschen或译为“意欲的人”）的决定，那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领域（WL 150）。

除了进行“技术性的批判”，经验科学在面对手段与目的关系现象时，它可以探讨一个期待中的目的，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是在如何的历史社会情境中发展出来的？他背后更深一层的理念是什么？而众多理念彼此之间，它们的区分何在？这也都属于经验知识活动的范围。经验知识可以整理出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并排除抵牾之处，协助生活在欲望中的行动者─有意向性的人，了解自己终极的原则，进而协助行动者清楚地跟其他的终极价值区分开来。这是经验知识活动可以提供做抉择的人针对价值理念做“批判性的判断”（kritisch beurteilen）（WL 151）。经验知识协助行动者、决策者有意识地抉择终极价值。韦伯强调价值抉择是意欲着的人的领域，不是经验知识的任务。

从人行为中目的与手段关系的特质，说明经验知识的任务。之后，他接着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另外一个特质，作为论述的基点。做为第二个段落，他说，一个人的人格里有个重要部份，那是他的价值信念。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意义地、有尊严地活着，都是因为他相信某些终极的价值规范，因为他有对某些价值理想的信仰。这个人格里的内在成分，决定我们的行动，并赋予我们人生意义。（WL 152）行动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外现。一切有意识的个人行为，事实上，都出自心中理想及其价值判断。个人的意义行为有理想规范在它背后，而集体行为、政策行为也是如此。平常我们所见社会生活里的作为，譬如，工人卫生、工厂稽查、紧急纾困等等，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其实都出自于政策制定者的理想，它们蕴含有特殊的文化价值。（WL 152）韦伯这里所举的例子，是从经济政策范围中撷取。实际上，他所见的人的“作为”包含所有的范围，包含历史研究。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叙事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它数据周全考订翔实，它们叙事中呈现的意义都出自研究者的价值信念。

价值信念是人之为人无法割舍的部份。对一个人及群体而言，它甚至具有神圣性。它让人们在纷争的世事中能够立足，在面对别的信念时能够挺身相争。而他人的价值理想，同样地也会被视为神圣（WL 154）。世界是由多元的价值理想组成，它们彼此永远互不归属，无法跨越与交融（“für alle Zeit ein unüberbrückbarer Unterschied”，WL 155）。

一个人同时具有手段目的关系的理性思考倾向，同时又在生活中追求生命的价值理想。理性逻辑的与感性信念两种不同特质集于一身。从追求科学的角度而言，他表示，这是人之为人不可免的“弱点”（menschliche Schwäche）（WL 151）。

在第三个段落里韦伯给自己提问：《文库》杂志该如何面对这个现象呢？主编该如何要求与期望参与《文库》杂志的学者呢？面对这个“弱点”，首先韦伯强调《文库》杂志不做寻找不同价值理念“实践用的公分母”（der praktische Generalnenner）（WL 154）的工作，不做价值理念彼此折衷综合的工作，也不寻找中庸之道。这些为了实践而做的妥协是政治领域的作为。从科学工作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隐藏，而且是扭曲各别价值理念，误导人们对它们真正的认识。（WL 154）相反的，韦伯提出，《文库》的参与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信念是什么？他认为参与者应该在行文时将自己的价值信念裸露出来。不隐藏“弱点”是他为科学活动提出的解决方式。

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é，1866-1919），德国前财政部部长，韦伯的学生。

《文库》杂志的参与者既然一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准，那么就必须将问题的论述与自己的价值取向一并地呈现出来。论述的部份要做到有根据、有条理，让信念跟他不一样的人都能接受他的论述。这里他举例说，逻辑的论述必须能让中国人都接受（WL 155）。他的意思是，让一个遥远异域异文化的人，即使不同意论述者的价值取向，也必须能接受论述本身。这样的论述就是科学的工作。不隐藏“弱点”，将自己的价值信念摊开来，这样的基本作法，甚至对科学活动有助益，因为它不至于混淆事实知识与价值抉择。它也不会藉着事实知识之名，夹带价值取向，以不知不觉地方式，暗地展开影响。自觉自己的价值信念，并且将它摊展开来，在科学活动上，还有另外的功能。尤其在检讨别人的作为（政策）时，在掌握与分析其政策背后价值取向时，还可以进一步透过建立它与自己价值信念的对比，呈现关联，来了解它（WL 156/157）。所谓的“弱点”在科学活动中反而具有它的积极面，有建设性。《文库》参与者在行文时必须自觉自己什么时候在进行科学的论述？什么时候又转而做了品评价值的判断？总之，参与者应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且将它摊现开来。所谓的“没有观点看法”（Gesinnungslosigkeit或译为“无心志性”）（WL 157），如果有人这样宣称自己没有默认价值立场，这样的宣称是在逃避，它完全没有触及、更没有解决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从知识里无法获得价值理念判断的标准，那么知识活动的目的何在？学者在面对社会实践活动时，他们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份？知识所追求的客观性，在价值取向无法割舍的情况下，这“客观性”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能够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些韦伯在《“客观性”》论文第一部分里提出的问题，他接着在第二部分加以论述。我们先检视韦伯之前的德国知识与价值判断关系的传统，来进一步了解韦伯论文第一部份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复旦西方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