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仍是跨国公司的“最优选”。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和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时，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也让众多跨国公司情系中国，深耕市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在多个场合表示，对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对中高端产品实行“销地产”和“产地销”要比搬离中国划算得多。

而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黄奇帆表示，中国要迭代升级产业链供应链，依托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进而发挥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对此，黄奇帆具体提出了5个方面的着力方向。

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万亿级规模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疫情背景下，集群化生产模式可降低从全球采购零部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恢复得更快、更好。黄奇帆表示，中国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如汽车产业，要推动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模组的生产本地化尽可能提高。一种是同类企业的集群。数个同类大企业的聚集会吸引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配套产业聚集。还有一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吸引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延伸创新链条。

进一步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补链即在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加大力度补短板；扩链即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导入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强链即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黄奇帆表示，产业链集群可在国际需求疲软时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在国际市场复苏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规模和质量，以区域产业链合作的加强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不仅有助于防范应对流行病等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亦可基于产业链集群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有效阻遏在某些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风险。

培育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突出。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但作为产业链的龙头，企业管理水平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是基于“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

培育中国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微软、谷歌和苹果都是典型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如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和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针对中国已在部分领域出现的此类企业，要用中国大市场为其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要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其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和行业标准的布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效保护其竞争力。

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具世界性、有万亿美元规模的耐用消费品领域代表着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回溯历史，每隔20-30年就会诞生4~5个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如1950年-1970年的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等；1980年-1990年的空调、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和汽车等。要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家用机器人、头戴式AR/ VR眼镜或头盔、柔性显示和3D打印设备等重点产业促进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文字/汤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