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地看，在整个2020年代，中国的研发支出还将继续保持这种高速增长。因为中国的研发强度尚有较大成长空间。对企业来说，研发强度指的就是从销售收入中拿出多少钱投入研发；对国家来说，指的就是从GDP中拿出多少钱来投入研发。

在201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增长了2倍，从2010年的1.2%，增长到2020年的3.6% 。即使如此，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尚未触及美国企业在十年前就达到的高度。如今，美国企业研发强度高达7.8%，仍是中国的2倍有余。

国家层面同样如此。近三十年来，中国不断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的差距。但在近五年来，美国研发强度明显提速，从2.7%攀升至3.1%，同期，中国从2.1%攀升至2.2%。中国最新公布的研发强度为2.4%，提升幅度创近11年来新高；美国尚未公布最新数据。但整体而言，这五年中美研发强度的差距并未明显缩小。

如果以美国整体的研发强度为基准，那么中国大陆达到这一水平的省级行政区，仅北京、天津、上海与广东。它们也是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最为密集的科技集群所在地。目前，来自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全国的77%，拉动作用显著。

中国企业研发强度低于其他几大经济体，部分是结构性的因素。欧盟委员会下属的全球产业研发分析项目，将企业研发强度定义为研发支出与净销售额之比。未尽研究在前文分析过，作为研发强度的分子，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越日本，即将超越欧盟；但分母的增速更快，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市场规模大，增速快。

中国还有让其他国家羡慕的工程师红利，这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研发支出的大幅上涨。2020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公司中的中国企业，人均研发支出首次突破1万欧元，而美国企业同期已经超过了3.2万欧元。

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红利与工程师红利窗口的何时关闭，中国企业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部分则是内在性的因素。中国目前仍处于应用创新的阶段，对国外原创的技术，引进、改良并内化，通过大规模标准化的制造生产，降低成本，并培育了整套产业链体系。部分沉淀下来的经验，还能迁移至下一个关键技术的应用场景。规模化，是创新形成良性循环的重要推动力。

软件服务与生物制药就是两大典型。这是美国的优势行业，美国企业在ICT服务与医疗健康行业上的研发支出，占了该国的60%。在这两大行业里，软件服务与生物制药近年来增速最快。人工智能、云计算、药物发现与药物递送技术等领域的很多理论发现与底层技术发明诞生在美国。中国往往采取快速跟随，本土化创新的策略。

中国企业在这两个领域的研发强度，远超本国平均水平，但与美国相比仍处下风，尤其是生物制药领域，研发强度不及美国的1/3。

在学习模仿中走向原创，是企业创新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选择。在国家层面同样如此。这也是美国曾经走过的路。

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目前，中国投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6.0%、11.3%和82.7%。

这三者的区别在于，基础研究不预设特定应用或目的，应用研究为了验证某个特定目标，两者都是知识原创的范畴；试验发展指的是利用上述知识，开发或改良新产品新工艺，属于商业化的范畴。知识原创，是创新形成良性循环的另一重要推动力。

中国处于从模仿走向原创的拐点。这不会一蹴而就。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已连续两年保持在6.0%的水平，基本扭转了多年来徘徊在5%左右的局面。中国希望在“十四五”期间，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提升至8%。我们将看到在整个2020年代，中国将持续推动企业、政府与大学向知识原创过渡。

尽管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但无论是技术规模落地，还是知识创造交流，开放创新才是中国的首选项。未尽研究将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中国企业研发开放的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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