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语境下的科技风险治理

■张悦悦

全球化（Globalization），我觉得是一个常被滥用、甚至可以说被用滥的词。这一点可以从其拥有众多的衍生词看出，比如后全球化、反全球化、另（alter-）全球化，还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跨国主义等等与之相关的词汇。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相似却含义各不相同的词汇本身也反映出各国学者对企图理解当今世界联系与分歧的各种努力。

我们习惯于将“全球的”与“当地的”对立，习惯把事物不是归结于“与国际接轨的”就是归类于“国内传统的”，习惯“世界/地方”这种两分法看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科学社会学的世界主义”（social scientific Cosmopolitanism）就显得别有吸引力。因为如果说此前的理论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话，那么贝克的理论则是“不同而和”，更强调对“异”的认可、认识、反思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合作桥梁。

贝克一生都致力于对“第二现代性”框架的构建。“第二现代性”可以理解为贝克提出的一种世界观。在突破传统的“二分法”的基础上，贝克的科学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观提出了“内在全球化”这个观点。也即我们也许需要更开放一点，所谓的与国际接轨或者和“国际交流”其实未必仅仅是在国际空间的那一点或在跨国交流的那一刻发生的。而很可能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东西拿来，然后消化、衍生成自己的东西。

另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贝克很自然地更关注当今全球化交流的过程本身。因此他提出了“新世界化”这样一个概念。这种对“化”而非“主义”的侧重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暗示：它合理地拉开了社会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区分。即并不是所有参与到新世界化过程的人都一定是世界主义的信仰者。换句话说，它提示社会学研究者至少需要留心，并非只有具有全球意识、高精尖的人士才可能参与构建当今跨地域交流规范的制定。

但贝克的理论体系也有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其推崇的“世界主义”毕竟是一个有深厚欧洲渊源的概念，它能否有效地超跃其他全球化理论的局限，而并非又一个“新瓶装旧酒”的西方化或者欧洲化；第二个问题是，他提出现在世界由于有科技风险，有科技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大家需要沟通、需要合作、需要联合抗击风险的交流需求，从而促进了新世界化交流模式。但它的具体机制是什么？第三个问题，贝克认为个体化、风险社会和新世界化是现代生活的所谓第二现代性当中的三大要素，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相互联系？这三个问题的复杂性是依次升级的，其有效答案可能会有很多种。

我在《新世界化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新世界化至少有四要素。

第一是未来共享利益。什么是未来共享利益？它不是抽象的人类共同利益或世界利益，也不是局限的个人小利，而是指利益相关人相互认可（即“共享”）的一种有条件的、在局部环境下被认可的利益。这个利益又具有未来性。它未必受地域限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构建和发展不同地区人类的未来。比如各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等等。这里有一个微小的变化。这种情况下的交流并不是简单的优势互补，而是在优势互补的情况下能创造出更多的智力资产、社会效应。

第二个因素是被动伦理化，伦理化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被制度化的社会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考虑，比如西方可能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中国可能会有伦理方面的考虑，在跨国合作交流当中任何一方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新奇甚至是奇怪的事情需要被照顾到。这里伦理化并非指对事情对错的判断，而更偏重于实际责任、权益的合理承担。这种伦理化是必须的又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因为这种将“陌生人”的思虑纳入自体考虑问题范围的行为，是出于为了有效沟通的现实考虑。

第三点是反思性协商。风险社会中“正确”、“科学”、“可靠”等概念的相对性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后果中，一部分已经在被动伦理化中有所体现，但仅仅吸纳对方顾虑是不够的，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实到行动。而合作行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则需要通过对双方差异的反思而协商议定。目的是为了能够扩充相互的容忍度，能够互相建立合作的合法性。

第四点是持续表现。当我们意识到科技无法提供完全精准的标尺时，与“陌生人”的合作需要我们进行共享利益的构建与博弈。这时一个社会行为单位的信誉与形象就非常重要了。信誉与形象不仅是一个名头，而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产，这种社会资产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持续”首先是时间意义上的，还有一个持续是纵向的，是各层级的表现。

在跨国科技治理或者是科技合作当中，这四点可能会周而往复地往前进。比方说，中美科学家首先发现了可以合作的利益契合点，然后考虑双方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因素，然后进行协商，在协商当中可能发现己方的利益还不是这样的，然后进行修正。

“新世界化”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从科技交流中看出。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曾向我描述，上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小研究员到访，都几乎是全校出动夹道欢迎。那时每个人心里还都有些骄傲，因为这种“兴师动众”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我国科学家向世界同僚开放交流的决心。

但是到了90年代，类似的情景再出现似乎就显得有点可悲了，因为这好像我们是为了欢迎外国人而欢迎，不管谁来都是一样的招待程度，好像是为了合作而合作。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从中能获得什么？

后来，尤其是最近10年，我们对外交流的态度似乎变得更为理性，比如什么规格的人来，我们就用相应的规格来接待，越来越多的院校在对外交流上不仅变得有选择性、而且也学会了鉴别与挑剔。然而我们的国际合作并没有因此变少，反而变得更多了。

从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对跨国交流的态度看，他们似乎开始重新考虑什么是“他者”，比如我们以前常一刀切地说的“国外”如何如何，好像有一个国家就叫“国外”，现在的科研工作者普遍能有区别地结合实际问题分析“国内外”优劣势。

同时，他们开始重新看待中国具体的情况，比如，一个伦理学家派出了很多研究员去调研，带回大量的东西，美国伦理委员会怎么做，英国怎么做，但是觉得很多东西不实用，不是别国的价值观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不实用。

在此基础上，大家开始反思什么叫做合作。比如，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和德国一个研究所商讨一个合作项目，本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是在启程签署合同的时候发现德国的《明镜》报报道中国有很多学术剽窃行为，他觉得这会给德国的合作者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他没有忙着去签约，而是首先跟他的合作者说，你要考察清楚我们是在做什么。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跟对方沟通，最后有了互相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才签的合同。

也就是说，现在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合作中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会把自己的经验带到反馈里边，而且主体也不仅仅是有名的科学家，普通的科研人员也是如此。并不仅仅是交谈式的，而是反复的，不断适应不同情况下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