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活着”直接相关的知识

“知识”易得，民众与“分子”的差距自然变小了。

二、犬儒主义者让高知群体斯文扫地

高知群体中的犬儒主义者，他们有独立的“三观”，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由于世界太黑暗，当他们觉得挣扎无用时，就会将原有的追求收聚在“自己”这一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上甚麼山上唱甚麼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甘心随波逐流。

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尖锐批评国内高校的一些年轻精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高知社群里最可怕的“双面人”。智商极高，能力极强，非常渴望出头。但高校、学术团体几乎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他们私底下比谁都愤世嫉俗。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他们却无比积极地融入体制，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

犬儒主义者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公众形象。

三、虚无主义横行高知社圈

在知识分子圈内，价值虚无主义相当盛行：讲话做事只求好玩、有利可图，对待任何事都玩世不恭，哗众取宠。这不表示这些人内心都没有“正能量”理想——良知、公心、较真——但其中有些人“守不住”，导致处世方式已和内心严重脱节。

有句话时常被提起——“认真你就输了”。

谁一本正经，太认真，谁就为世人不容。我们的老祖宗们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东汉末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当一个社会的基本认知都被动摇时，知识分子的境遇往往最惨。文人的壮烈不过嵇康，也被曹操杀了。更多的人只能遁入道家，世无道则隐，保全自己最重要。

四、学科认同差异：“干实事的”总比“说空话的”受欢迎

认知往往滞后于时代。

一个人的在评价他不太了解的领域时，往往是短视的。换句话说，行政、民众看学术研究，也往往如此。至今还存在这样一个看法 —— 理科生负责改变世界，文科生负责吹牛逼。不少人对自然科学的进步、新变欢呼雀跃，却对理科生科研付出的艰苦、长期默默无闻一无所知，对社会科学的成果更是嗤之以鼻：

“切，我要懂这些术语，我也能说”

“不就是吹么，实现一个给我看看？”

有的人更愿意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他们眼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社会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有的人认为，现代化的猛进，纯粹是理科的力量。以前算账用算盘，一个账目1小时；现在算账用电脑，一个账目5分钟。以前上学，书包10斤书；现在上学，书包一个ipad。什么是现代化？理科生造出这些东西，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这就是现代化。

在面对不理性评价时，知识分子应恪守初衷，奋力前行。

五、“青灯故纸”的时代落差感

人生在世最怕啥？司马迁这么说：

文人，一怕生不逢时，二怕没世无闻。

王小波坦言：“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不被重视的年代。”

这些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如今，即便中国的许多知识份子，微博、微信、支付宝、翻墙等已经是“多面手”，也会被当成书呆子嘲笑。当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知识、努力不被认可，不受待见，他爱着这个时代和国度，却没有深切的归属感。

象牙塔、故纸堆，被当成矫情迂腐；系民生、追热点，又大多是“时政活动家”型的知识投机者。

一个人生存的环境，

就是他的时代。

知识分子与时代，

一份互有隔阂的情感。

呼喊没有力量，思想便不能鼓动大众；屁股决定头脑，没地位便不能影响政策。不信任危机、道德危机、不文明现象……责问一股脑堆在没有现实力量的知识分子头上。他们少呼吁了吗？少行动了吗？一个社会，对待知识分子的眼光如此冰冷，他们又能有多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