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生活世界的矛盾运动与相互构建

[摘 要]价值体现人之目的性，是人生活实践之目的性的追求与超越。价值观则是人们生活实践中追求之目标函数。生活世界是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的伦常日用活动以及交往活动所形成的物质与文化形态的总称，是‘人之在世’的原本形态。生活世界既是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庸常又需要反思与价值引领，二者处在一种矛盾运动、相互构建的进程中。

生活世界作为人“在世”的样态，是人生存活动的展开与生命确证的原初场域，人在其中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获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生活世界是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既成性、循环性、缺乏反思的特点也容易使人陷于生活的庸常之中，需要反思与价值引领。所以，价值与生活世界处于内在关联、矛盾运动和相互建构的进程中。

一、生活世界为价值提供本体意义上的支撑

在西方哲学史上，生活世界(Life of world)的理论最先由胡塞尔提出。胡塞尔指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并对近代自伽利略以来的自然科学发展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的意图是维护哲学的科学性，希望用哲学来澄清科学真正的最后的根基。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霸权地位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让人忘记了科学也是一种人类活动、科学家也是需要在现实中生活的。当我们回溯到生活世界，就可见科学有其主观起源。胡塞尔澄清了科学真理的源泉是生活世界。他指出科学忘记了其起源和基础，忘记了它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失去了与人的价值和理想的关系，不能面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这是欧洲科学的危机。科学的危机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以科学决定论、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思维方式带来的哲学危机与文化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人的生存、价值、意义被遮蔽掉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各类学者的接受，这标志着不仅哲学将致思投射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也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

在胡塞尔之后，其学生马丁·海德格尔开辟了生存论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路向。与胡塞尔在先验或超验自我的意向性架构中确立交往主体性和作为主体性的意义结构的先在的生活世界的致思方法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超越了胡塞尔先验性的还原和意向性致思路向的阈限，进入到主客体相互构建的生存论视野，通过此在的共同在世绽露出主体间的生存体验性结构。

此外，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尼丝·赫勒的著作《日常生活》是迄今所见的有关生活世界比较完整的专著。赫勒在这部书中试图揭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赫勒认为，个体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日常生活的主轴：“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个体的繁衍与再生产形成社会的基础构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生活世界意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生活”不仅和“实践”范畴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具有比“实践”更宽泛的蕴涵，“实践”范畴更多呈现的是动态，“生活”范畴则呈现出动态和静态的统一——“生活”既具有人的动态实践历程，也包含有静态生存实践的结果，即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言说的现实生活过程，既有人的物质生活过程，也包括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其中当然包括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与创造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都可以归入到一种科学，这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综上，笔者试图把生活世界定义为：“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的伦常日用活动以及交往活动所形成的物质与文化形态的总称。是‘人之在世’的原本形态。”生活世界是人自身之“在”,从人的存在的视角来看，生活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世界是生命价值的确证和人的生存活动展开的原初形态。作为人的“在”世样态，它不仅从本源的层面确证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且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获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形成文化传承。正是这种“人之在世”的原本形态构成价值的本体论支撑，具体可以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生活世界是个体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

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务是个体生命的延续与再生产，这是生活世界的主轴，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中的个人”。“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生活世界作为人之“在世”场域，是人一切活动的基础，正如赫勒所说：“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

(二)生活世界构成人际交往、主体间性的基本存在

日常交往活动也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层面之一。这种日常交往活动包括：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杂谈闲聊、礼尚往来等交往活动，以及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交往。我们日常的、琐屑的、经验的一切都包含在生活世界的范畴之中，但不能把生活世界简单地归结为日常生活，它还包含有文化的传承、意义的建构、价值的涵养等。但这种意义的构造，不是有意的、课题化的，而是自在的、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是生活主体的自然产物，生活世界的先验性、自在性、直观性成为构造科学世界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意义基础。

这种主体间性的社会关系存在表现为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维度，从空间场域来看，日常生活所要面对的是家庭、亲属和邻里，即血缘、地缘的生活共同体。就交往而言，个体总是要和邻里、同事打交道，不管具体关系如何，都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同方式存在。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环节，人际交往既呈现出交谈、对话等语言活动，也呈现出共事、交易、合作、创造等实践活动，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呈现出多种形态。

从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来看，这些不同形态的交往活动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为个体生命的再生产提供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历史与文化的积淀。生活世界的展开，总是处于这些文化与社会关系之中，受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影响。赫勒认为，宗教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在这里赫勒把宗教看成人们的一种交往形态。这种日常交往与日常观念表现为主体间性的存在。这里的宗教包括以宗教为主的社会观念、思维习惯、价值取向等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常识、惯例、宗教、法律观念等，这些意识形式和观念总是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构成日常生活的观念形态。与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相对应，人们的日常意识通常是一种无意识的习焉而不察之样态，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成为集体的心理结构与无意识，这种积淀而成的日常意识与生活实践相互构建，构成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和基本内容。

(三)生活世界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是人之在世的原本形态

从广义上来说，生活世界包含着人们从事的物质生产、精神文化、人际交往等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与这些活动相联系的一切事务。从空间上来说，人的活动所能达到的广度都在生活世界范围内；从时间上来说，生活世界的结构、模式、范围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活世界包含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人的所有活动、人之为人的一切存在都是生活。

当然，生活世界的含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如上所述，文化属于广义的生活世界，包括人的日常劳作、交往等诸种社会活动模式，及和这些活动相关的事物与对象。从狭义上来说，通常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即直接指向人生命需要的满足的个体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并不局限于衣食住行、亲朋邻里等日常交往，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日常生活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成的世界，以确认、接受既存的世界为前提。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个体的在世，是有某种被抛的特质，这种被抛构成个体生命的生活境域，因而个体存在关系有某种历史、文化的意蕴，虽然个体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但其身上承载着家庭、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积淀。从空间维度来看，个体生活通常会越出家庭、邻里的范围，而把工作之域的活动也纳入生活世界中，进而扩展到文化教育、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领域。从历史事实来看，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自然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存在与传承，日常的柴米油盐与衣食住行蕴含着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生产劳动、文化创造、科学艺术的创新等社会活动就成为生活世界的应有之义。正如赫勒所说：“日常交往是一般社会交往的基础和反映。”可见，生活世界以个体为承担者，同时又展现出一个主体间的世界，这使得日常生活超越其个体性与私人性，赋予日常生活以社会文化的稳定性。生活世界在延续和再生产个体生命与家庭生活的同时，也使蕴含、积淀和凝结于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习俗、传统以及人们在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社会制度、法律规范等文化成果得以传承。

(四)生活世界内在地蕴含着价值与意义

如上所述，生活世界既维持和延续着个体生命的日用事行、生命活动，同时也生成着主体间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渗透着价值与意义。生活世界的意义是生活主体的自然产物，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生活世界的先验性、自在性、直观性成为构造科学世界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意义基础。日常生活世界是对社会现实的总体反映，日常生活的水平、结构和范围，是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种社会现实也是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基础。人之“在世”的自然之维与文化之维往往相互融合、相互构建，饮食男女的生活形态不仅仅是自然行为，同时也蕴含着人类劳动、价值创造、价值追求的历史内涵。正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来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二、价值对生活世界的引领与构建

生活世界为人的在世与交往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支撑，日常生活琐屑、重复、自发的过程中也融入了观念、价值和文化的内涵。这就说明价值和观念本身就参与了日常生活的构建与引领。价值和价值观对生活世界的构建和引领最大的表现是，人在现实中生活，又追求更有价值的生活，人总是在生活中不断地超越自身，向着未来的“理想生活”敞开。

(一)追求有价值的生活是人们的普遍愿望

生活世界虽然具有先在性、自发性、重复性的特点，普罗大众也大都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常人”,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想追求更好、更有价值的生活，尽管这种追求并不一定成功。人的基础性需求的满足决定人的生存状况，而人生活的意义却在于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这也是人生幸福之所在——幸福意味着生活意义的最大化，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智慧、勇敢、高尚、德性、自由、公正、爱情、友谊等价值的追寻与创造之中。古希腊人把德性定义为“卓越”是有道理的。卓越也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庸常而追求更有价值的生活，生活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命存活，而是“生存着的存在”,向着未来的更好生活敞开。在这种追求和超越的进程渗透着价值和价值观的引领。

康德说：“人是目的。”人自成目的，就体现在人生的意义上。从生活的可能性和生活目标而言，人是追求生活理想的，人们的生活尽管有许多的偶然性，但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一种基本的理性判断。因此人总是在超越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处于不断生成(becoming)之中的，他对生活的冀望和追求更好的可能影响着他当下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生活是自我创造的，这种理想、希望、创造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如果用“价值”表征人的这一存在状况的话，那么，价值就植根于人对自己理想圆满性的追求；价值所要呈现的不仅仅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同时也表征着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理念的相互关系。价值也体现出人生活的相对性、有限性和绝对性、无限性的关系。

马克思把人的存在归纳为“自由自在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总是由一定的动因所诱发，这种动因就是人的需要。爱因斯坦曾认为：“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体验者和体现者。在人世间的一切现象中，人本身表现为最高的价值。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创造出有意义、有理想、有价值的生活，体现出超越性特征，这种理想与超越就体现出人的价值特性。

(二)价值观为生活中个体人格的养成提供规范与整合

阿格尼丝·赫勒认为，个体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日常生活的主轴，而在个体生命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中，价值观的规范与整合功能具有主要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看，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个人的成长、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由生物人到文化人的过程。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个体生命的成长进程，不仅是肉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也是在生活中模仿、学习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内化于人的行为方式中，构成民族文化的内核，形成集体潜意识，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形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造就其人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格”一词来自拉丁语“persona”,本意是指“面具”(mask),一种遮蔽性和表演性的伪装，转义为用这面具所表演出来的角色。引申出来也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欲望的限制、塑造、提升和超越。从语义来说，与汉语“价值”对应的英语的“value”、法语的“valeue”、德语的“wert”,都源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的“掩盖、保护、加固”,是在该词义派生出来的“尊敬、敬仰、喜爱”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语义发生学梳理，“人格”和“价值”一词从词源上来说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意思。“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这便是所谓“法的命令”。可以看出，人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生活图式、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内化过程。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要借助、学习前人获得的各种生产技能、生活经验、文化成果，在这些经验和文化成果中，既有技能型、生活型知识成果，又有价值意识、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

人在社会中生活，有自己的生活偏好、意志和利益，也有自己的立场、观念、追求，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大小不同、方向不同的“力”,这些不同的“力”相互矛盾、抵消、冲突，需要整合。要达到此目的，除了利用政府、社会组织制度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培育和灌输社会主流的价值观，通过教化使人们接受和内化一套关于是与非、对与错的价值标准。价值观的这种整合与规范的功能成为社会群体的黏合剂，对每个成员都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确定和调整人们共同活动及其关系的原则，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

(三)价值观念的变革引领生活世界的变迁

价值观念对人之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时常有自发的特点。同科学知识、意识形态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结果不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长期社会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沉淀在思想深处、在生活中自发表现出来的。正是由于价值观的这种自发性，所以价值观念的变革不是容易的事，它具有稳定性和惰性，那种以旧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习惯势力，列宁称之为“可怕的力量”,它会长期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不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迅速改变。社会生活变革的时代往往需要思想解放和新价值观念的启蒙。

人的价值观和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互动的。一方面，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是价值观念的基础，价值观的变革取决于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人的生活与行动又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这种影响有时是不自觉的。所以价值观的变革往往成为生活世界变迁的前兆。这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往往最明显。价值观念与生活世界的这种互动和相互影响不是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而是通过许多中介的复杂关系。

三、以实践为中介的价值与生活世界的相互建构

人在现实中生存，又构织着可能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真实孕育着人的理想和对可能生活的追寻，而对可能生活的追寻总是受着价值观念的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影响、制约、引领人们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支撑、型构、发展着价值观念。生活与价值总是相互关联、相互型构、相生相长又互相发展的。

(一)生存论视域中的实践范畴

“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沉思和伦理、政治活动，也不是近代培根、笛卡尔的科学实验活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关键是从认识论的主、客观关系中走出来，以生存论的视角来看待。“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的本体、现存世界的本体，也是改造现存世界向着未来更美好世界的现实途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科西克认为：“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的存在。”人不仅能够构造社会实在，而且还能够超越这种社会现实，创造更有价值的社会现实。因此，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

(二)以实践为中介的实然与应然、生活与价值的相互建构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现代哲学生存论的视阈来看待实践就有一种价值引领意蕴，是建基于现实生活世界和人的社会化活动之上的生存论上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显示出实践是生活与价值的中介的特征。实践是能动的，它在历史中自我生成，人正是在实践这种连续不断的更新过程中生产出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从而凸显出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产品与生产能力的统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本身就是自然。同时，作为一个存在，他通过控制“外部的”与他自身的自然，在自然中构造了一个新的人化自然，构造出一个人类世界，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因此，人类实践表现为客观转化为主观以及主观转化为客观的舞台，它是一个“活性中心”。在那里人的意愿得以实现、自然规律得到发现。人类实践把因果性与目的性统一起来，通过实践——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它们被不断地整合到现实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合规律和合目的辩证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辩证统一、也就是生活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生活与价值的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的中介就是实践。因此，“实践既是人的对象化和对自然的主宰，又是人类自由的实现。”人创造生活的过程内在的蕴含了人的需要、目的、向往和追求，这些都体现了人的价值。这就是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活与价值的辩证法。

(三)价值与生活世界的动态统一

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活与价值相互建构，同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活动也具有互相渗透和辩证统一的内在关联。无论是人们观察世界、了解现实生活的活动，还是加工整理、整合生活事实的活动，都深深植根于人类根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中，即为改变这一世界寻求必要的指导，使之更适合于、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与现实生活认知、事实判断全然无关的价值评价活动或价值判断，评价必须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如果对事物(包括客体和主体)没有基本的认知，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价值评价，也就没有全面、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价值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生活的主体同时也是价值的主体，主体通过实践与制度沟通和连接着生活与价值。价值是生活积淀的产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接受、学习和引导出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反过来，价值观特别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又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与行动的指南。生活与价值既存在张力又相互型构。生活的主体在生活与交往互动中自发地构建出价值与价值观念，而价值理想与价值目标又引导人们在社会实践与创造性劳动中演绎出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当然，价值的追求与价值指向有时可能会导致失败，甚至是痛苦，但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幸福还是痛苦，都不会让人停止反思，让一些人清醒，在生活中去寻求新的价值观，重新树立生活方式。新的生活鼓舞和教育人们去重新认识评价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认识和评估过去的生活，以新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去开掘新的生活内涵。这一过程的展开，对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人生，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是人的类本质的不断实现。这种生活与价值、生活事实与价值观引领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相互建构又相互转化的过程永无止境，并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

结语：从生活世界向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然价值与生活呈现出相互建构、动态发展的样态，那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也应该从生活世界出发。这就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

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价值观是历史积淀和民族集体心理结构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实践中创造出的伟大文化式样之一，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再继承、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精神源头。我们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尚义”“尚和”“尚善”以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不能仅仅靠宣传、教育和传播自然而然地成为“核心”,还应该体现在经济、社会的运行之中，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其中，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中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重要。价值认同和人们的追求有关，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其追求往往和利益有关，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构建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机会获取、上升渠道、资源利用、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各得其所，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通过更多幸福感、获得感的获取，使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现实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