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势头突然遭遇强力狙击，逆全球化思潮和表演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似乎成了人民公敌，在某些国际高峰会议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甚至也成了忌讳。另一方面，新兴的国际工业园、金融城、港口城在世界各地快速崛起，各类国与国之间以及区域性自贸协定相继缔结，全球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同时出现，不仅困扰全世界，也挑战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治理理念，更关系到全球发展的未来走向。

全球化的困境和出路

逆全球化思潮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发达经济体发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把相关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两者间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水平差距。在发起国和受益国政府的支持下，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一大批跨国公司的成长和扩张，从参与经营新兴经济体的大企业和大机构开始，逐步影响渗透到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公司相互协同，主导全球物流、信息流、服务流、资金流的走向，勾勒出全球经济生态圈，影响甚至控制着国际金融发展的走向与规则，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商机和工作岗位，串联起各经济体，将全球化落实到日常生活。跨国公司30%的营收来自企业总部所在国以外地区，提供的工作岗位数虽仅占全球岗位总数的2%，但拥有或控制的供应链占全球贸易量50%以上，市值占西方股票市场总市值的40%，拥有世界大部分知识产权。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85%的跨国投资发生在1990年之后。各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经济格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不和谐音符。全球经济增长表现持续平庸，政策协调难度增加，大部分国家贸易增速相对GDP增速下跌，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2年起酝酿的TPP协定和较晚发起的TTIP一再难产，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出现下降。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90年至2008年，FDI流量占GDP比重从1%上升至2.75%，2008年后，FDI流量占GDP比重迅速减少，并一直徘徊在低位，其中2013年和2014年均在1.7%左右。2016年，跨国公司的跨境投资额下跌10-15%。自2007年以来，通过跨境供应链获得的贸易份额停滞不前。总部位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近年来总体利润下滑严重。FTSE的数据显示，排名前700家的跨国公司过去五年内利润下降25%，净资产收益率从10年前的18%降至如今的11%。跨国公司的境外利润水平也呈现下滑势头，总部位于经合组织（OECD）的公司境外利润整体下降17%，其中，总部位于美国的下降幅度为12%，美国以外的下降幅度为20%。总部位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业务量约占全球跨国公司业务总量的1/7，业绩表现同样不佳，全球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已低于10%这一衡量企业是否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标准线。许多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获得的回报率甚至比海外市场高出30%。不少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不得不收缩海外战线，回归本土。这固然可以归因于美元逐步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跌、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金融机构支持不力，同时也证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机制、规则、技术水平和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获益不均等，已不足以继续支撑全球化向更大更广阔时空更深入地发展，开始成为某些发达经济体持续发展的障碍，使得“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断然宣布退出TPP谈判，同时希望同各大经济体达成互利互惠的双边和区域性经贸协定；英国决然脱离欧盟，同时加紧和各国进行商贸谈判，争取在新的机制下最大化经贸利益，给世界带来了连续的惊诧和惊喜，他们究竟是支持全球化还是赞同逆全球化？难说。可以肯定的是：怎么化并不重要，重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影子，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远景，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联合国的肯定，成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旋律。特朗普在和中国政商领导人频繁交流协商后，宣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给国际金融注入了稳定剂，凸显出中国金融，特别是中国金融科技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的特殊存在。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和国际地位

逆全球化始于国际金融危机，自然应从金融产业本身寻找破解它的疫苗。

金融科技（FinTech）是金融与科技的跨界融合，以技术创新造就边际效益递增，又借互联网发展的东风扩张业务版图，将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以“破坏式创新”加速实现全球化，扭转了上一轮全球化中，要素驱动式增长带来要素收益递减的趋势，解决了粗放式增长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成为破解逆全球化的利器。事实上，在本轮所谓逆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线收缩中，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成长起来的跨国科技公司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呈现全球扩张势头，业绩表现格外亮眼。排名美国前50的科技公司，海外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46%，10年前该数字仅为17%。苹果公司去年一年的海外营业额高达460亿美元，五倍于通用电气。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企业表现同样不俗。这些顶尖的科技公司又无一不在金融领域开疆拓土，既塑造了当前金融科技的全球化格局，又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引得各路资本纷至沓来。2011年以来，金融科技的融资量高速增长。毕马威与CB Insights发布的“The Pulse of FinTech: 2015 in Review”显示，2015年全球金融科技领域吸收融资金额191亿美元，达成交易1162笔，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8倍和1.5倍，其中2015年风险投资资本对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资金额达到138亿美元，同比增长106%。金融科技已成为照亮新一轮全球化的灯塔。

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呈现后来居上态势。花旗集团2017年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风险投资占全球风险投资的比重由2015年的19%上升到46%，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澳大利亚金融科技风投机构H2 Ventures和毕马威联合发布的《全球金融科技100强》中，位列2015年和2016年金融科技发展国家排名首位的分别是英国和中国。毕马威另有报告显示，2016年评选的前五十大金融科技创新企业，有四家中国企业进入前五位。蚂蚁金服曾是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2015年业务触角已抵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的估值接近600亿美元，体量等同于瑞士最大银行UBS。

中国金融科技的领先优势主要表现在移动支付、在线借贷和投资管理等三大领域。智能手机的高普及率加速了中国金融向数字支付迁移的步伐，7.31亿中国网民中有6.95亿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占中国互联网用户的95.1%。BAT以及中国银联先后开发了钱包功能，支持二维码支付。中国工信部的数据显示，视手机为钱包的中国人口达4.25亿，占中国整体移动用户数的65%，手机支付渗透率全球最高。2016年，全国的移动支付总额达38万亿元，约合5.5万亿美元，是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的50倍。在线借贷，缘起于长期得不到大型金融机构重视的长尾客户群，他们缺乏信用记录，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需求呈现高频、小额、快速等特点，普遍存在金融压抑。金融科技公司以客户的在线交易行为和个人信息为依据，绘制用户画像并创建信用评分，为包括发放贷款在内的金融解决方案提供依据。中国最大的电商门户网站，阿里巴巴和京东，都能向消费者和中小微商户提供小额贷款。中国的在线借贷目前已占全球总量的3/4，2016年，网络信贷余额超过1万亿元。在投资管理领域，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不仅提供在线货币基金平台，还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决策效率，为投资者提供智能投顾服务。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网络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7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核心业务市场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在产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将更多参与优质资产的生成。中国金融科技不仅已在深层次上引爆包含支付清算、融资模式、基础设施和投资管理在内的金融业变革，还将在以科技赋能商业模式的创新中不断产生外溢效应，势必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科技一道，对全球各行各业施加影响，改变世界发展前景和经济版图，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金融科技从形成逐渐强大的新产业形态之时，就注定了它的全球性、国际性，不可能只局限于某一地、某一国或某一区域。印度曾经是逆全球化阴影笼罩的地区，让全球投资者视为畏途，又对中国投资怀有复杂的考量。中国的金融科技在当地已有所突破。2015年，阿里巴巴投资印度Paytm公司，以自有技术和资金与印度同行一道，建起本地化的移动支付生态体系。2016年恰逢印度政府发起废除大面额纸币的金融改革，Paytm凭借阿里金融云大显身手，有效减轻了金融过渡期内的社会混乱，在印度本土市场赢得了先机。目前，Paytm向纵深发展，搭建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在印度广受欢迎。

中国本就是新兴经济体，伴随快速经济发展一起成长的中国金融科技，包括其中的标准、技术、机制、安全性能、运作模式等，与全球新兴经济体急需创立金融科技产业的实际，有最大的相似性、适配性和可延展性，对进入新兴经济体有极大优势。中国金融科技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又使其具备了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实力和潜力。中国的金融科技是一把铁扫帚，它将扫除新兴经济体上空逆全球化的阴霾，进而帮助打扫发达经济体内逆全球化的垃圾。

发力金融科技标准，为中国赢得新一轮全球化主导权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锋芒毕露，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同场竞技，携手推动世界进入新一轮全球化。中国金融科技日后能否保持优势并赢得领跑地位，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触发新一轮全球化向更高效更普惠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仅要求中国金融科技产业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还必须不断创新并开发各类应用，日积月累地增加金融科技相关机制、规则、技术水平和商业运行模式在全球大整合中的话语权。

金融和科技皆为标准先行的产业，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必然还是“标准第一”。谁能在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就能掌握全球金融话语权，站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高点。中国金融科技必须基于现有发展基础，在标准上发力，赢得先机。要用好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先发优势，及时统一规范、发布金融科技领域内各类型、各层次的中国标准，并输入新兴经济体，主导当地金融科技的未来走向。

新兴经济体某些国家曾经受逆全球化思潮的短暂影响，采取局部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面前观望踟蹰，吃了苦头，如今普遍对全球化秉持欢迎态度，愿意成为接收国际投资的东道国。他们体会到中国的今天，就可能是他们的明天。经合组织（OECD）的指数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接收跨国公司投资东道国的开放程度和营商环境依然良好。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中国30%的工业产出和50%的出口产品由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生产。墨西哥向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道达尔（Total）在内的外国公司出售本国油田股份。印度发起“在印度生产（make in India）”运动，吸引跨国公司向本国迁移生产供应链。肯尼亚十年前凭借M-Pesa跨越式进入移动支付时代，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当前，为推动投资便利化和金融自由化，全球各经济体致力于设立区域性自贸区，并制定相关的投资贸易金融规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致走向。因此，中国金融科技应积极配合国家的自贸区战略部署，向已经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并产生规模效应的园区、交通、网络、能源等大项目学习，尽早熟悉业务目的地的投资贸易金融规则，结合当地实际，推广中国的金融科技标准，实现跨越式发展，帮助那里的人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我国已同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秘鲁、哥斯达黎加等新兴经济体签订自贸协定，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也在积极推进中。要以这些商签自贸协议国为优先，加快中国金融科技标准在当地的落地步伐，逐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金融科技服务体系，使新兴经济体成为以金融科技带动金融普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地区。

中国金融科技当然不能只满足于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要加强同金融科技发展势头较强、资本活跃的经济体，合作制定标准，如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等，以便择机进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伦敦设立创新实验室，为赴英的本国金融科技公司提供3个月的工作场所和业务辅导，帮助他们接入英国和欧洲市场，并支持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创新项目的交流和互动。该举措便利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以英联邦成员国身份，快速进入欧洲市场，尤其是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提升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假以时日，其他具备条件的英联邦成员国也会如法炮制，最终形成一套围绕英国的、完整的金融科技标准，在全球形成优势。可见，参与合作并制定共同标准，是中国金融科技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在这一类经济体中，也要优先选择已商签自贸协定的经济体作为共建标准的目标地区，如新西兰、冰岛、瑞士、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以色列自贸区建成后也要列入标准共建名单。要充分了解对方国家的标准和体系，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设计成体系的产品和服务。

要以输出自有标准和合作制定标准为基础，扩大中国金融科技的全球影响力，夯实中国金融科技的全球基础，增强标准准入的谈判能力，并逐步进入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以IBS Lithuania在2017年3月末获颁立陶宛银行发放的不受限电子货币机构（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简称EMI）执照为例。IBS Lithuania是中国香港金融科技公司——国际商业清算控股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ttlement Holdings Limited）在欧盟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获颁的EMI执照具备欧盟护照（EU passporting）功能，便利公司在欧盟境内提供电子货币发行、偿付和支付服务。目前，IBS Lithuania已与欧洲数家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提供实时多币种支付清算服务。2017年第三季度，IBS Lithuania还将向欧洲企业开放IBAN账户，实现与中国大陆间的低成本实时支付。这种从具备完善金融底层架构和专业技术队伍的欧盟边缘国家叩门而入，逐渐进入欧盟中心地带金融科技领域的方式，是中国金融科技标准进入发达经济体可资借鉴的捷径，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金融科技开辟了新的赛场。

中国金融科技在发展中引领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洪流，将会把逆全球化思潮冲刷到阴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