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医药公司KaloBios（凯罗生物），股价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神奇地从0.44美元飙涨到39.5美元，足足涨了88倍，而背后的上涨原因则更神奇：一位号称全美最讨厌的人（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要成为这家公司的新主人。

这位美国人民眼里的过街老鼠，名字叫做马丁•什克雷利(MartinShkreli)，是一名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之所以成为点石成金的股神，在于他曾经干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买下生产独家药品的医药上市公司，然后大幅度提升药价，赚取令人咋舌的暴利。

例如在2015年2月，MartinShkreli旗下的图灵制药，买下了用于治疗弓形虫感染的药物达拉匹林（Daraprim），然后迅速将价格从13.5美元一片涨到了750美元一片，涨幅高达55倍。要知道，此药在印度只卖0.04美金一片，澳洲只卖0.18美金一片，因此Shkreli 的行径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

达拉匹林这个药物的专利早在1953年就已过期，整个美国只有Shkreli的图灵制药能够生产销售。其他医药公司虽然可以仿制，但不仅要投入昂贵的研发费用，而且光FDA审批就要36-48个月，图灵制药更是通过管制发售的方式来阻止其他公司仿制。因此，消费者对涨价行为毫无办法。

美国舆论界只能对Shkreli展开口诛笔伐，甚至连希拉里参与其中，掀起了全美对黑心医药资本家斗私批修的大讨论。不过Shkreli对铺天盖地的骂声无动于衷，在被美国国会传唤询问涨价行为时，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躲在法律的挡箭牌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频繁做出如下欠揍的表情：

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虽然被美国人民唾弃和不齿，但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2015年11月，Shkreli再接再厉，买下了医药公司KaloBios部分股权，这家公司拥有治疗美洲锥虫病的药物Benznidazole，投资者期望新老板复制涨价55倍的壮举，这才有了本文开头股价一周涨88倍的神话。

晋升为妖股的KaloBios公司在研产品中，还有一种药物叫做Lenzilumab，是用于治疗慢性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两年半后，这类稀有的白血病，跟“逐利无良的医药资本家”一起，伴随着《我不是药神》的热映，一起登上了大洋彼岸中国的舆

2002年，34岁的江苏无锡人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从此命运掉头急转。进口抗癌药格列卫价格昂贵，一年医药花费就高达30万元，颇有家底的陆勇也无法承受，他后来大量购买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格列卫，并广泛为其他病友代购。这段故事改编进了电影《我不是药神》，在酷夏七月燃爆了全国。

主演徐铮在大一时，父亲因为癌症去世，自己感到无能为力，开始大量脱发。而在这部电影中，面对患癌的朋友，历来不会拍哭戏的他数次留下热泪。当然，屏幕的观众，无论是有泪不轻弹的男人，还是涂着昂贵粉底的女人，哭得比徐铮更凶，尤其是听到替走私药辩护的阿姨那句话：“领导，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在医疗这种往往问题无解的领域，一个可供所有人攻击和唾弃的靶子，是刚需。在美国，MartinShkreli自己作死般的表演，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了剧情和冲突的需要，半虚构了一家“瑞士诺瓦公司”，也树立起了一个供观众宣泄情绪的靶子。

但电影如此树立靶子是否合理，争论同样激烈。来自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和投资者，几乎全部都在为创新药的制度辩护，“一颗药卖几万块，是因为你买到的是第二颗，第一颗卖几亿”这段话更是广泛流传；而被调动了情绪的普罗大众，则往往站在穷人和尊严的角度上，抨击医药公司的逐利，呼吁更多的人道关怀。

资本与道德，标靶与真相，股神与药神，这些比电影本身还要精彩的行业故事，便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按照本公号的老习惯，文章分成四个部分：

1. 原研与仿制：美国的平衡术

2. 穷国与富国：搭便车的印度

3. 优势与劣势：国内仿制现状

4. 药神与财神：中国创新之路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 原研与仿制：美国的平衡术

1957年，西德格兰泰公司研制出一种治疗孕妇呕吐的畅销药，名字叫做“反应停”，成为欧洲的畅销药。1960年，美国梅里尔公司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申请，准备将该药引入美国。梅里尔公司本来以为申请只是走个过场，却没想到，一位叫做凯尔西（Frances Kelsey）的审批员，却认为提交的数据不能证明药物安全，迟迟不予批准。

彼时的美国FDA，只有7名全职医生和4名兼职医生来审查药物，监管职能远不如今天这样强大。因此，不少人批评凯尔西“拿着鸡毛当令箭”，尤其一些饱受呕吐困扰的准妈妈们。然而，次年12月，反应停被证实会造成婴儿四肢发育不全，欧洲舆论一片大哗，将毒药挡在国门之外的凯尔西一战成名，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肯尼迪为Kelsey颁发勋章，1962年

反应停事件，使FDA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人员规模急速扩张。1962 年，国会正式通过了《Kefauver-Harris药品修正案》，大大提升了药品的审批门槛，要求提供更久更广的临床数据（从研发到临床通过需要10年左右）、更多样的评价指标，即便是仿制药，也一视同仁，这也导致制药公司的研发成本不断提升。

到了1983年，Bolar公司在罗氏药业一款原创药专利到期前，先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被法院判定侵权。这成为了压倒仿制药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年，专利到期的原研药中只有35%的品种被仿制，被成本和监管吓破胆的仿制药公司用脚投票，超过150种原研药在专利到期后却无人仿制。

在整个80年代，三朵乌云笼罩着美国医疗行业：高昂的药价令医保严重资金吃紧、低廉的利润削弱了制药企业积极性、短缺的药物令患者发病死亡率提高。如何既能鼓励药企研发出“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又能让老百姓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药物，成了美国政府亟需解决的困境。

危难时刻，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并没有像《纸牌屋》里那样沉醉于党争，而是挺身而出献计献策。在1984年，议员Hatch和Waxman提出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补偿法》(Hatch-Waxman Act)，后来被证明为医药史上最伟大的法案之一，核心就是一句话：提升原创药赚钱高度，降低仿制药入市门槛。

国会议员Henry Waxman和参议员Orrin Hatch

一方面，该方案简化原创药申请流程，推出了专利连接制度，包括专利期延长，市场独占等条款，提升了原创药成功后的赚钱高度。另一方面，法案调整仿制药认证标准，降低研发和入市的时间和费用，提升了仿制药成功赚钱的概率。两句大白话，就是：敢冒险的吃肉，会跟风的喝汤。

为了鼓励仿制药公司前来喝汤，FDA在之后的几年又建立完善PIV专利挑战制度。简单说就是允许仿制药公司在原研药专利期就可以对其进行专利挑战，首先挑战成功的仿制药（首仿药）将会获得180天的市场独占期（其他仿制药不能上市），而且可以以原研药50~80%的价格销售。

这样的制度设计，让首仿药变成了一门“投资少、风险低、时间短、利润高”的好生意，原本没什么积极性的仿制药公司们蜂拥而至，纷纷来抢头啖汤。从1995年开始，受专利挑战的原研药比例飙升，从9%提高到2012年的81%，上市时间也从18.7年缩减不足7年。

因此，1984年成为美国仿制药的“元年”，整个行业一扫之前的低迷和阴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仿制药占处方药的比例，从1981年的10%左右，飙升到2013年的86%。由于价格相对原研药便宜很多，仿制药每年为美国节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到了2015年，美国医药行业呈现出：原研药公司和仿制药公司都蓬勃繁荣的局面。在全球上市的5000多种原创药中，有3400余种来自美国，占比从1984年的10%提升至现在的65%，辉瑞、强生等多家公司也牢据全球制药十大榜单。更重要的，国民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也在持续降低。

这些惊人的变化，都要归功于美国在原创药和仿制药之间的平衡术。

法案广受欢迎，但有个副作用，就是原创药专利到期后的“专利悬崖”。例如原创药波立维在2012年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价格仅为原价的1/40，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从99亿美元将至52亿美元，次年仅剩25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专利覆盖市场扩展到全球，让原创药在保护期能够赚全世界的钱。

于是，在1986年的关税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强行将知识产权塞入了进来。起初这个议案被认为是胡搅蛮缠，成为众矢之的，但很快，拥有拜耳、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的欧洲共同体，转为默不作声。最终，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规则，为美国打开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大门，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安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对于穷国来说，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擅长在火车上开挂的印度，就在搭富国便车这一课题上，趟出了一条别人难以复制的路。

2. 富国与穷国：搭便车的印度

1954年，曾帮助中国抗战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圆了他15年的梦想。在他乘坐着敞篷车从机场来到宾馆时，上万人夹道欢迎。这次考察让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为感叹，不禁在想，中印同为由殖民地转化而来的国家，都存在人口多、底子薄的问题，中国道路很值得印度学习。

于是，回国之后尼赫鲁就定调，印度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之奋斗十年之后，尼赫鲁遗憾离世，将“没有穷困、疾病与愚昧的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乞求与哀鸣不能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的独立信念，留给了他的女儿—被称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不久便继承父业，上任后便选择向“疾病开刀”。当时印度采用的是英系专利法，对原创药具有很强的保护，因此印度99%以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都由跨国制药企业控制。美国人都叫苦的药价，印度患者自然无力购买，只能在信仰的慰藉中等死。对此，英迪拉大为不满，怒斥道：医疗发明，将不设专利权，生死之间不能牟利。”

英迪拉·甘地，印度的铁娘子

因此，1970年，英迪拉政府便修改了《专利法》，药品不具有专利，仅对生产工艺进行保护。这意味着不需要等待专利过期、不需要化学分子研发，只要简单修改工艺，仿制药就可以销售。这导致欧美政府和跨国药企大为不满，威逼利诱，但英迪拉不为所动，反而相继出台了限制外资药企投资比例、限制药价等多部法案。

这给本国的制药公司，以及数以亿计的印度穷苦老百姓，和患病群众，撑起了一把铁保护伞。而印度企业也格外争气，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印度传奇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兰伯西实验室）。

1952年，印度商人辛格收购一家药品代理公司，随后更名为兰伯西实验室。1960年，辛格发现罗氏公司旗下一款药品没有在印度注册，于是设立工厂钻研生产技术，并在1968年从匈牙利获得了原料药，次年以本土品牌推出市场，大获成功，让世界知道，印度会做的不只有飞饼。

兰伯西实验室，Gurgaon，印度

兰伯西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印度公司崛起，例如成立于1983年Sun，1984年的Dr Reddy's Lab、1986年的Lupin等公司。印度仿制药快速发展，不仅占到了美国40%的市场份额，而且在PIV专利挑战申请上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自2009至2015年，总量达到了18%的比率，仅2015年就提交了近800个。而直到2017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美国PIV挑战成功的公司。

*注 中国第一家PIV挑战成功的是浙江华海制药。

Veenat，印度版格列卫，Natco公司

3. 优势与劣势：国内仿制现状

Viagra，伟哥，辉瑞公司

从混乱到秩序，无法一蹴而就，需要过程。但正如徐铮饰演的程勇，在面对法庭做最后陈述时说的：“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吧。”

4. 药神和财神：中国创新之路

2011年12月初，亿万中国股民都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叫重庆啤酒的公司，这家公司除了生产啤酒之外，还在研发一款惊天动地的产品：乙肝疫苗。

早在1998年，重庆啤酒就买下了一家做乙肝疫苗的医药公司的多数股权，之后持股不断攀升，证券市场也将乙肝疫苗的美丽光环戴到了重庆啤酒头上，促使其股价从2008年的7.35元，一路飙涨到83.12元，三年时间涨了10多倍，远远超越大盘，有人更是喊出“未来市值1000亿美金”的口号。

到了2011年12月初，公司的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即将公布，市场屏息等待。7号晚间，停牌中的重啤发布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自己研发10多年的乙肝疫苗，跟安慰剂差不多，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哗然。公司在8号复牌后，股价一泻千里，连续9个跌停，迅速蒸发超过200亿市值。

同一只股票，可以使人坠入地狱，也可以使人荣升股神。

在股票暴跌期间，一名持股者在帖子里写道：“今天回到家，煮了点面吃，一边吃面一边哭，泪水滴落在碗里，没有开灯。”这就是“关灯吃面”的由来。而著名私募泽熙投资则用反人性手法大胆抄底，并顶住浮亏越跌越买，最后成功地在股价反弹时全部卖出，获利数亿，成为其掌门人经常在公司内部援引的经典战例。

从众星捧月一飞冲天，到坠落凡间脸先着地，重庆啤酒给中国的投资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创新药研发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而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药的研发支出更是遵循着著名的Eroom's law（反摩尔定律)：开发新药的成本大约每九年翻一番（通货膨胀调整后）。

因此，中国在创新药这个领域，真正要拜的不是药神，也不是股神，而是财神。

支持中国创新药发展的财神并不缺乏。2017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用优先审评、专利补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等举措，来支持中国的创新药发展，受政策的推动，涌入创新药领域的资金也逐年增加。

不过在历史文章里，我们指出：医保未来压力逐步增大，控费和省钱将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对此，或许正如戴老板写的那个段子说的那样：

某基金公司，包场看了《我不是药神》，观影过程哭成一片。看完后，公司集体开会讨论，投资总监率先发言，说底层老百姓真不容易，作为资本力量，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要加大对创新药上市公司的研究和投资。基金经理们纷纷鼓掌赞同，含泪下单了一批中药股。

这其实并不是段子，A股医药公司按照上市后涨幅排名，前10名里面，有7家是中药股。

5. 尾声

中国整体医药行业大而不强，但市场规模却高达2.5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国外公司瞧我们自己家病人的眼神，都是放光的。

例如葛兰素史克的一款药，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却不到30元。而医药公司吉列德（Gilead Sciences）把4款药品放入瑞士基金MPP中，低价销售给发展中国家，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

原因正如吉列德的CEO曾经隐晦地说过：药厂定价不是根据成本，而是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购买力。简单说，有钱的客户就多要钱，没钱的客户就睁只眼闭只眼。在这方面，海外药企的确没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看，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差钱，是财神。

当然，我们一年能喝几十亿的药酒，吃上百亿的神药，买几千亿的保健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把我们当财神，谁又能说不是呢？

喜欢赚中国人钱的不光有老外，更多的是我们国人自己，在这庞大的利益蛋糕面前，一切行为似乎最终都会被扭曲。

GQ杂志在2017年6月发表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把矛头对准了《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指出这位掌握“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药神，2011年放弃了吃了7年之久的印度版格列卫Veenat，转而给网友推荐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而这款药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药。

因此，尽管《我不是药神》被誉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但仍无法将复杂的中国医药现实给彻底展现。在现实中，药神陆勇并非完美无缺，医药公司也并非都是黑心，而更广阔的医药江湖，更是远非一部电影完整阐述。

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成为本年，甚至近五年最佳。尤其可以理解的是，电影中巧妙地树立一个安全的靶子，将观众的情绪引导和收敛到“黑心医药公司”身上，这恐怕也是这部影片能够顺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