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未来更加不确定

新京报：以《世界是平的》一书，很多人把你看成是“全球化”论的倡导者。

弗里德曼：我不是“倡导者”。告诉你一个“秘密”，别告诉大家———全球化不是我启动的。可大家都这么看我。全球化早就在进行，我不能螳臂当车，于是我试图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众，同时自己也在加深对全球化的理解。由此我们也许可以防微杜渐，阻止一些全球化的坏处发生。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你在写书过程中也在加深对全球化的理解。目前有没有一个“升级版”的结论？

弗里德曼：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点我一直想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发生的终会发生，惟一的问题是，到底由你去开始还是由别人开始？

新京报：如你所说，分别以11·9柏林墙倒塌和9·11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为典型例子，世界变平的过程中，也给上述两类想像力提供了实现的便利。也就是说未来将比过去更难预测了？

弗里德曼：是的，未来更难预测，而不受拘束的想像力将决定一切。世界变平了，当人们有了可以竞争、联系、合作、创意的工具后，个体的力量变大了，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全世界，只看影响是好是坏了。小小的单位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因此在书中最后一章我是想突出“想像力”这一关键词。

新京报：书里最后一章是关于与科技无甚关系的想像力。你有没有想过你提倡的想像力有时候会跟你同样推崇的科技有矛盾？

弗里德曼：科技是个哑巴，它本身是中性的，世界上有具有破坏性的想像力，会制造出灾难来，有些好的想像力，则可以利用科技去创造有益的事。科技只是延伸了一个平台和冲击力让想像力实现。

新京报：全球化本身有没有力量能阻止无益的想像力对现实的破坏性呢？

弗里德曼：有可能阻止也有可能增加这种破坏性。就拿中国来说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有4亿人脱离了贫困。我肯定，会有更多人利用有益的想像力创造更好的生活，这跟全球化的影响有关。而反过来说，当世界变平了的时候，你便能对自己落后这个时代多少一目了然，如此一来你有可能产生愤怒和沮丧情绪，就会责怪别的人。

新京报：《世界是平的》的调子似乎要把东方世界引导、带入西方式的物质富裕中。

弗里德曼：其实我是想让每个地方找出自己那条全球化的路。

全球化存在负面，但是给了每个人相同的机会

新京报：不少读者对“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持有保留态度，觉得那样挺可怕的。

弗里德曼：我知道有很多人害怕全球化的趋势就是全世界都变得美国化。不过对我来说，这种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你看，当今的互联网上，讲中文的人比说英文的人还要多，因此说明，全球化也是在给中国人提供了“全球化”的文化、语言、艺术、食品的机会。我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食品不是“巨无霸”汉堡，而是比萨饼。想想比萨饼是什么———一块平坦的面饼，承载着各个国家的不同特色。互联网跟比萨饼也差不多，各国的人把各自的东西摆到网上，就看谁的东西更吸引人。

新京报：但你也不否认有负面。

弗里德曼：假如你不在文化上投资，你的文化就会被别的文化吞并。但文化是很牢固的，没那么容易被打垮。文化存在一种“匀化”（homogenization）：就像我是来自明尼苏达，我至今仍保留着那里的口音，我可以说我还有着浓厚的明尼苏达气息———美国自身尚没“匀化”自己的文化，你要担心你的文化被“匀化”，那你对自己的文化也未免太没安全感了吧。

新京报：“全球化”跟“现代化”又是不是一个概念呢？

弗里德曼：“现代化”有可能阻止“全球化”的进程。举个例子，现代化的结果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想像一下，当一马平川的世界上有30亿实现了他们“美国梦”的人：有房有车，有吐司机、微波炉。可想而知他们对能源的需求该有多大。要是我们不及早找到另一种物质代替燃料，我们很快就会闷死自己、熏死自己。

“全球化不是我创造的，我也没办法”

新京报：你在书里曾经提到有个印度的沟通专家Indrajit Banerjee，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弗里德曼：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我是在报纸上读到他的一篇访谈。他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他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方向看得很清楚，他把我们说的全球化称作“地方性的全球化”。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当今这个平坦的平台上，许多个体利用博客形式在上传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风格。这将形成一股巨大的“匀化”力量。所以当我说“世界是平的”，我并不是指世界是平等的，或者一下子所有人都平等了。我指的是今天的人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以科技为平台的创意、企业和教育领域。当然，很可惜，也包括了恐怖主义。

新京报：你在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有没有研究过人类在面对“全球化”时的心态这方面？

弗里德曼：还没。也许跟这本书的主题不十分有关。

新京报：但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最核心的元素，人类如何应对这些变动是直接影响全球化发展的。

弗里德曼：我曾经试过写了一部分，但发现这个话题很复杂，很艰深，也很有挑战性。惟一能令全球化发展缓慢下来的，是人们一起说“我们受不了了”，事实上我也收到太多这样的信件、电话或者直接的质问。

新京报：许多人可以在计算机里找到一切，但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人们却失却了一种自由。你担心计算机会成为21世纪一个“独裁者”的角色吗？

弗里德曼：也许别人对这方面比我更有研究。不过要是对计算机、手机上瘾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是近了，但同时也远了。比如你在问我问题时我在发短信，于是我在这里，同时也不在这里。我们“连线”了，同时也跟“掉线”没什么两样。正如我朋友琳达·斯通（前任微软执行官）把这称作“持续集中部分精神”，这是世界变平了以后的副作用。

新京报：有方法阻止这种副作用吗？

弗里德曼：如果你找到一种既阻止这种副作用，又不会重新跌入贫困状态的方法，请通知我。

新京报：你说你是个科技决定论者，而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怎么理解？

弗里德曼：我的意思是，如果有MP3这种玩意存在的话，去用就是。你可以用作各种用途，只要你想得到，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要发生的终会发生”，这是所谓的“科技决定论”。同时，有人也许用这MP3去下载色情图片、赌博等等，我无法预计这对历史起到什么作用，是好是坏，我不管，有的话去用就是。

新京报：你觉得21世纪会是个孤独的世纪吗？

弗里德曼：可能大家以网络的形式联系得很紧密，也可能很孤独。其实挺悲哀，但我已经说了，全球化不是我创造的，我也没办法。